语言、手稿、文献与社会文化

　日期：2022-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班晓悦）9月12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与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举办的“语言、手稿、文献与社会文化——古典与中世纪研究青年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京举行。参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范式、文献材料与问题意识的交流，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欧洲等多重古代世界进行了深入探索。

欧洲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认识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环。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任彭小瑜在致辞中表示，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学科基础较为薄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有初步的建设和发展。相较于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研究，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在语言训练、图书文献查找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因此，更需要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加强学术交流、共享学术信息，以团结协作及不懈奋斗之精神，促进我国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更上层楼。

“普世史”观念是西方古代史学的重要观念。“普世史”的撰史传统诞生于希腊知识精英的视野逐步拓展、希腊与周边地区的外交关系趋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在《帝国早期罗马史叙述传统的希腊化与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史观的思想渊源》中提出，狄奥尼修斯和阿庇安两位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将当时希腊史学中通行的“普世史”观念导入了罗马史的叙述体系，他们对古罗马共和时代自然灾害与内战的详细记录，以及在“普世史”语境下对古罗马政权采取的批判性立场，被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等基督教史学家所沿袭。同时，种种证据表明，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交融浪潮中，希腊文罗马史中承载的“普世史”观念早已与其他希腊文化元素一道，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基督教自1世纪传入罗马帝国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4世纪才获得合法地位，并对罗马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在《古代晚期基督徒的财产处置与罗马法：以纸草遗书为基础的考察》中认为，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灵魂份额”的财产观念（通过财产济贫以救赎灵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时期罗马家庭的财产流动方向，从而影响了4－6世纪罗马帝国的立法。而基督教的这种财产观念与帝国立法的相应改变又反映在了普通人的临终财产处置（即遗嘱）之中。

目前，国内学者对古典学的研究，多基于文本进行历史、（希腊）哲学、文学维度的释读，而在出土史料方面，以铭文研究见长，但对于钱币材料作为史料的研究鲜少。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资博士后张红霞在《钱币材料在中国的古典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中梳理了西方古典学学者将钱币作为史料研究历程。在她看来，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作为史料的钱币，进而丰富我国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诸多希腊化晚期东地中海地区的圣所，都承载了大批文书铭刻，并时有一处铭刻载体上刻有多份文本的现象。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生王班班在《圣所档案馆？多文本铭刻中的权威与行政》中，通过分析德尔斐的雅典圣宝库与普里埃涅神庙前廊柱等文本铭刻，讨论这些铭刻层累的形成过程中的行政运作、单一文本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铭刻上各个文本之间、文本与铭刻物质载体之间的联动。

近年来，关于庇护制模型的适用范围问题，以及罗马帝国统治建立过程中的“友谊”概念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熊宸在《古代罗马共和国晚期外交关系中的“友谊”修辞》中提出，作为政治概念，“友谊”虽然不像“恩庇”有其神话来源，但在与希腊社会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中却占据着独特的思想史地位。

在罗马统治早期的埃及许多地区，“公共土地”构成了全部耕地中一个可观的组成部分。美国天主教大学博士生饶悦宁以《罗马埃及的耕地私有化：财税制度、土地 分类与经营模式》为题，在既往研究和纸草文书证据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因素在公共土地私有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20世纪初，从阿芙罗蒂托村落旧址出土的1000多份纸草为我们提供了横跨两个世纪的村庄政治经济生活史料。法国法兰西公学院临时教学科研助理石晨叶通过族谱学的方法，在其《六世纪埃及的基层管理：以阿芙罗蒂托纸草为例》的研究中展示了公元6世纪古代晚期的地方政治管理模式以及政治经济斗争之间的关联。

9－11世纪，修辞学作为拜占庭帝国世俗教育的高阶学科，通常仅开设于帝国的首都或主要城市。法国索邦大学博士生褚敏绮在《希腊语抄本 Paris.gr.3032与9－11世纪拜占庭意大利的古典修辞学教育》中提出，即使是在帝国的西部边疆，即意大利南部的希腊语区，我们也可以看到修辞学教育的痕迹。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希腊语手抄本Paris.gr.3032，是拜占庭时期意大利南部制作与流传的唯一一部修辞学教材，是当地修辞学教育的独特见证。

1165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主导下，加洛林王朝的缔造者查理曼在亚琛被封为圣徒；不久，一封署名为“祭司约翰”的信开始在欧洲流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文丹在《查理曼遇上祭司王约翰：12世纪君王纪事的抄本学探源》中认为，在 12、13世纪的抄本中，查理曼史事与《祭司约翰书信》的共同流传并非与“神圣帝国”观念显著相关。其流传不限于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也是这些抄本的集散地。这些抄本展示了中世纪读者对亚历山大传奇等英雄故事、对博物学、对异域、对圣地、对末世启示、对历史著作的广泛兴趣。这些长时段的兴趣构成了连接查理曼史事与《祭司约翰书信》的桥梁。

想了解中世纪女性并非易事，因为女性很少直接在史料中留下痕迹。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栾颖新在《托钵修士笔下的13世纪女性日常生活：以法国鲁昂道明会<奇迹集>（Miracula rothomagensia）为例》中介绍了中世纪女性的劳动、家庭和育儿，并且展示了女性之间的互助。《奇迹集》本身是道明会修士所写，是新兴的托钵修会到达一个城市后试图扎根落脚、吸引信徒的尝试，因而带有“男性滤镜”和“修道院滤镜”，但是我们仍能从中读出普通女性的声音。关注不同类型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女性史研究的新思路

14世纪在南德道明会修女院次第出现的修女书（vitae sororum）是修女书写集体史、建立集体身份的方式，也是中世纪值得加强关注的女性书写材料。德国弗赖堡大学博士生陆瑶在《14－16世纪修女院的文本传抄与超验书写：以南德道明会修女书为例》中通过分析修女书抄本流传与文献演变的开放现象，梳理文本如何在抄写中被拆解、合并、重新编纂，展现中世纪女性的教育环境、书写参与、作者角色与叙事方法。

通过公元前5世纪的阿提卡瓶画，我们可以了解希腊纸草书卷的外观及其在古典时代雅典的使用情况。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希腊罗马艺术馆前研究员江岸在《阿提卡瓶画中书卷的再现与文本的可视化》介绍，在瓶画中，描绘这些书卷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书卷合拢，挂在墙上或由人握持；有时书卷打开，一部分伸展至画中的读者面前。瓶画对书卷的再现在尺寸、形态和厚度上也各具特色，可能是所绘书卷类型不同或是陶瓶画家风格偏好所致。

公元前17年的《世纪竞赛元老院决议文》以及公元8年前后的《涂丽雅悼词》，是两方在罗马帝国婚姻立法过程中立起的石刻，与婚姻、生育等议题相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远在《奥古斯都时期石刻里的奥古斯都婚姻法：说服的迹象》中认为，这两方石刻可以理解为支持与反对婚姻立法人士要试图说明自己立场、并说服不同立场者的公开尝试，属于说服的行为。

科林斯城位于希腊南部，这座古城曾因多次地震而被摧毁，其后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最后在凯撒的命令下重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希腊遗址又可以看到罗马风格的建筑。此前学界认为，从6世纪开始，科林斯城出现了混乱和被遗弃的情况。英国雅典学院博士后罗萨娜·瓦伦特（Rossana Valente）在《中世纪科林斯城的兴起：在考古和文学之间》中认为，近几十年对科林斯城的系统性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中世纪时期科林斯城的数据，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形和社会经济结构提出另一种更清晰的历史重建。种种证据表明，在7世纪末和8世纪，科林斯城仍然是一个城市化中心。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学界普遍认为，有两大里程碑事件使古希腊文学存续至今：其一，是9世纪小写字母在地中海东部被发明使用，使希腊字母字形更加紧致，提高了希腊语的实用性；其二，是15世纪活版印刷技术在意大利城邦的普及应用，使《荷马史诗》等古希腊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印刷，从而流传于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希腊语言宝库数据库专职研究员埃利亚斯·佩特鲁（Elias Petrou）在《中世纪的希腊古典文学研究：以14－15世纪的希腊语教科书与手稿为例》中提出，14－15世纪古希腊文献的西迁，应被视为第三个里程碑事件，在古希腊文学作品的抢救、保存与延续方面，其与两大里程碑事件同等重要，为地中海东部与西部架起了一座知识传播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