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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理论前沿

理论创新是研究创新的前提与先导

 日期:2022-02-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此前,总书记还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这两个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值得深入解读和阐释,特别是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深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也就是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很明显,马克思这句话毫无“解释世界”不重要的意思。不过,以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内的学术界,对这句话的理解,主要偏重在“改变”上。这样一来,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便或多或少地发掘、理解得不够深刻,视野也比较狭窄。对以往的这种情况,应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去看待,不可苛责。但也应看到,它不仅在理解上不完整,而且也不合乎党史的实际情况,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与要求。对于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呼唤,我们有必要结合党史实情,提升理性自觉,以理论创新来带动研究创新。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解释世界”的理论,在许多著作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理论的优先性、先导性以及对于改变世界的撬动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黑格尔在谈到思维的威力和权能时,曾提出思维会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一种力量,产生异常强大的影响,能够摧毁传统的典章制度,摧毁“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同这样的思想,认为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马克思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理论的解放”,指出这种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且随着时代发展,要不断地推进理论解放,“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以十月革命的成果践行了他们的思想,所以他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显然,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能否将解释世界的成果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同样首先是解释世界的理论,但这种解释世界的理论既不同于上帝的神启,也不同于以往那些哲学家“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创造世界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是统一在一起的,理论的说服力与实践的创造力是统一在一起的。

  关于理论对于实践的实际作用,马克思同样说过一段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马克思既指明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还说明了导致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原因,揭示了维护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方法。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此的属性和功能,所以列宁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中国革命的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解释世界的唯一科学理论的重要性。正是借助于这个理论,才感动了被毛泽东称为“上帝”的人民大众,从而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理论”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竟如此者。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理论的高度重视,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更凸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与创新成果。他科学地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鲜明地揭示了科学理论的先导性与指导性。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为中国道路的实践行为与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行”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行”,是指它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唯一科学的,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统一的品格,是切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实践并转化为中国化理论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

  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看,我们会很敏感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包含着中共百年奋斗历程的全部内容和过程,特别是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实践价值的高度认同与确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然后将这个范畴展开落实到党史研究的全过程当中去,以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新的综合认取过程,来深化对于总书记论断以及中共党史过程的双重理解,从而促进新时代的党史研究。

  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说:“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理论的高度重视,是与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统一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笔者的理解来看,“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首先应该立足于从历史理论的维度去加以理解,其次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去加以理解。

  这里所说的历史理论,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俄国的成功;中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对俄国的情况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阐释,形成了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成功地解释了俄国。以毛泽东、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列宁的学生,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前,同样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思考和阐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释了中国。无论俄国还是中国,解释国情的理论工作本身都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而中国的情况较之于俄国,则更加复杂。但是,无论怎样复杂,我们会发现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守着一个革命实践的理论原则,那就是首先努力做到理论上的澄明,然后从澄明的理论出发去进行实践,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实践的盲目性。

  所以,当我们审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发现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理论探索、理论争论乃至理论论战。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在俄国党与中国党内部,也都存在着理论论争乃至十分激烈的理论斗争。关于这些论争或论战的具体情形,党史学界已经揭示得比较清晰。但以往对于这些论争与论战的揭示,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的,而从理论史、思想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角度的揭示,则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对于这些论争与论战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挖掘和揭示得就不够到位。

  例如,对于党史上的教条主义,我们研究得就不够深入。许多成果给人的印象,仿佛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一些白痴。这样一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理解得就不够深入。其实,中国共产党战胜教条主义,充满了艰辛历程,堪称惊心动魄。一般认为,这一历程至少经历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十年时间,“这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个时期,党内盛行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绝不仅仅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具有先进性,而且还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理论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检验,在理论斗争的实践中获得了先进性。假如我们具有深沉的历史感,立刻就会明白,所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具有多么丰富的历史内容,又蕴含着多么重大的理论指向。

  一部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勇于实践的党,而且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在理论上拥有伟大发明创造的政党。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富于理论思维,具有源源不绝的思想创造力和理论创造力。因此,在与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的理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向来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来没有失败过。以往的党史研究,偏重于关注“枪杆子”,而对于“笔杆子”方面无往而不胜的历史,明显着力不足。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促使党史研究别开生面的重要抓手。

  对于党的理论历史的研究,既要重视理论内容研究,也要重视理论形式方面的研究。比如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考察、观察近代中国的总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基础的理论部分;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支撑,是中共党人初心使命建立的现实依据、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那么,这个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它所采用的理论论证步骤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中国共产党除了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解释中国以外,还采用了哪些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又以怎样的方式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中共党人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所创立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当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根据。但是,它有理由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序列当中去。因为,如果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那就不仅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径不能成立,而且中国共产党就不应当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担,也就不存在甚至不应该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没有搞清楚,讲了许多糊涂话,王明更属于所谓鹦鹉学舌、郐下无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是在“以俄为师”又不“唯俄是师”的变奏过程中实现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仅成熟起来,而且彻底起来、深刻起来。之所以能够做到彻底、深刻,无非是抓住了中国事物的根本,也就是抓住了中国人的根本,将中国人的根本交给了中国人本身。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一切也就无法实现。

  这就让笔者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另一个重要论断:“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科学理论是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中共党人当然具有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农民起义领袖同样可以具有这两个品质,但他们决不拥有科学理论。科学的理论代表着高度发达的理性。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历史作为,都是从这种高度理性出发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逐一进行了理性思考与理论建构,并在超越情感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案,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从而实现了从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到改变中国的转换。

  这一过程当然是在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完成的。这一结合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同时又修正理论。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理论并不具有先导性、指导性和优先性,因为实践对于理论的结合或修正,正是以理论的先行出场为前提的。借用思辨哲学的语感来表述,即理性实现自我的过程,也就是排除各种干扰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理论的领先位置与先导作用,于此再次得到凸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的伟大贡献。因此,笔者呼吁强化对于党的理论发展史研究。这种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党史研究,而且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

  要强化党的理论发展史研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所谓“指导”,绝不是简单地贴上标签,而是融会贯通、化盐于水。只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有可能站到历史与现实的两个制高点上来,也才有可能将党史研究做得富有时代特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中展开的,我们要结合历史,深刻地学习、理解、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只要真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化为内在的科研定力,那么,我们就无妨大胆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成为党史研究的根本指针。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指明了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要求我们把握好三方面资源,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关于后者,总书记指出,“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党史研究来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相关研究者是否有眼光、有格局、有能力将这些重要论述落实到研究过程当中去。

  毋庸讳言,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总趋势、总潮流和总格局,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与规模走向大泛滥。这一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在于所谓现象学运动为它提供了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对此,我们必须在整体上持批判态度。但是,即使如此,是否它们当中就毫无可以吸取利用的东西了呢?显然不是。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此,就对于人的能动性的发展而言,唯心主义还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为榜样,像马克思当年改造黑格尔哲学那样,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以极大的理论魄力和能力,对于西方唯心主义的成果进行革命性改造。

  就人的能动性而言,考察中共历史,绝对不可忽略党的理论、党的建设和理想信念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特别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政党。对此,有些西方哲学的论述,还是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的。再比如哲学阐释学,对于发掘党的理论创造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规律、拓展党史研究的阐释视角与思维以及在党史与受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具有借鉴价值的。事实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阐释学理论体系,但是对这一理论体系,我们至今还缺乏阐释学专业维度的阐发。又比如语言哲学,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规律性以及建立新时代的党史话语体系,也是有借鉴价值的。正如黑格尔所说,语言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所以不能说出说话者“仅仅意谓着的”,也就是说不能自言自语。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语言自身规律的规定。如果能够引入语言哲学的方法和视角,那么对于通解中国共产党的“言说”和“传播”历史,必然会有所帮助。

  总而言之,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改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随着视角和方法的转化,认识对象会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目前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共党史研究同样属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基本知识论规则,就是强调才、学、识、德的四维结构。其中的“识”,无非就是理论修养。遗憾的是,史学界的总体倾向,还是重视“学”而轻视“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念依然深深扎根于史学家的思想深处,因而导致理论思维弱化的倾向还比较严重。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必须加强理论建设,而在理论建设过程中,唯心主义哲学可以为我所用。

  最后,不妨以时髦的海德格尔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笔者一向认为,史学界所存在的“碎片化”研究倾向,根子在海德格尔那里。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客观上消解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谓总体理论。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谓Dasein。这是一个复合词,前一半“da”相当于中文的“这”或“此”,后一半“sein”相当于中文的“是”或“在”。所以,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即“这是”或“此在”。“这”与“此”当然是指具体,而“是”与“在”则意味着抽象。因此,所谓Dasein,无非就是把具体摆放到本体的位置上来,让“此”成为“是”,让“是”指向“这儿”。所谓人活着,无非是“此”时“此”刻活着,在“此”中活着,并且为“此”活着。出离了“此”,则“前此”已死,乃属曾在;“后此”未到,乃属将在。佛经讲“将生将死”“即生即死”“一刹那”,即“此在”之特性。

  海德格尔这套东西被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导致研究具体问题、研究“此”或“这”或“那儿”或“各个现在”“瞬间现实”成了风尚。这样的风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学者普遍地抵触并悬置宏大叙事。用胡塞尔的话说,即多注意小零钱,“不要总是谈大钞票”。本质上,这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彻底对立的。

  但是,换个角度看,所谓“此”,又具有强调具体的独特性的涵义。有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者,就把“此”理解或置换为“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学者,也强调“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所谓“当地”“他的”,当然就是“此”。这样一来,海德格尔针对“此在”的细密分析,对于历史学家研究“当地”或“他的”就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位历史学家安克施密特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将“此在”置换为一个个的碎片,从而消解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但是,如果将“此在”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具有本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本性的存在,将这样的存在化为“注意的中心”,当然也就实现了我们所倡导的“创造性转化”。

  在新时代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必须呼唤理论思维的全面回归。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史研究,改造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我所用。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李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