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日期：2023-04-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周仕敏 肖大平）4月8日，“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来自50多所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近90人与会。会议由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俗文学学会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联合主办，由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文学院、日本学院联合承办。

　　古典小说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在致辞中指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是世界各民族人文交往的重要部分。字面上、口头上的文学文本虽有语言之分，但文学对艺术审美和思想精神的追求，却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是人类心灵相通的重要基础。在文学的“你来我往”中，人们分享着对生活的情感、对宇宙的思考、对历史的回望、对未来的憧憬。文学、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来自西方的文艺与学术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之时，中华文明也通过各种形式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此外，中国古代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不仅是一种“他者”的接受与再诠释，其中也不乏大量海外中华儿女的身影，特别是以《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为代表的小说名著蕴含的文化体系及信仰体系，成为当地华侨华人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小说及其大量文化衍生产品，已深刻融入到华侨华人聚居地以及所在地的文化生活当中，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学与世界各族文化的交流，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表示，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深刻的人生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阅读，也传播到海外，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传播到域外的这些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与他国、他民族文学与文化进行互融与对话。比如朝鲜王朝科举考试与文臣月课之中就曾多次以《三国演义》命题，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参与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经典案例。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海外汉学研究的高校，北语世界汉学中心关注包括中国古代小说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这与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的任务和使命十分契合。

　　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潘建国表示，中国古代小说的海外传播，有文献文本传播和学术研究两大重要面向。从路线来看，可分为东传、西传、南传，其中开始较早的是东传，至迟在唐宋时期，《世说新语》《冥报记》《游仙窟》《太平广记》等中国小说就已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至明清时期，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今古奇观》为代表的更多中国小说，更东传不辍。对于泰西读者而言，中国小说大体上只是一种异文化的舶来品，充满了新奇色彩，而对于东亚地区的读者来说，由于使用相同的汉字，中国小说并不存在文化层面的异质感，是实施王朝政治教化的工具，是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是了解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窗口，因此，东亚文人颇为积极地投身于中国小说购藏、传抄、借阅、选编、摹写、译介、刊印等环节，其热情甚至超过了中国文人。无论是二十世纪初期古代小说在中国成为一门专学形成之时，还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古代小说获得长足发展阶段，存藏于海外的中国小说典籍，以及东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小说研究成果，始终是中国学界十分重视且充分参考吸取的学术资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介绍了自己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结缘历程。他从幼年起对阅读人物传记和传奇产生成为接触中国古典小说的契机兴趣，后来学习了中文，先后涉猎了沈从文、老舍等中国现代作家，吴沃尧等晚清古典小说家，柳宗元等唐代散文家、传奇作家及其作品。为了更好地掌握唐代传奇的语言和文法，在王秋桂先生的建议下，开始阅读和研究《史记》。自1980年代末以来，他和一众同事、学生一直从事《史记》和唐传奇的翻译工作，出版了九卷《史记》翻译，包含了《史记》130章中的105章；出版了18种传奇注释和翻译，每篇传奇后附加短文，讲述了传奇的文本历史、翻译每篇传奇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一些问题的或将含义，并为最困难的术语编制了词汇表，期望将来西方学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唐代传奇。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首任会长、高丽大学教授崔溶澈主要关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与翻译，“过去几十年来，主要研究了《剪灯新话》、四大奇书、《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资料。”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各方面，都流行探讨传播问题，不但在中国各地发现重要文献，还在海外各地找到新资料，对研究海外传播具有巨大推动作用。韩国中国小说学会1989年12月成立，学者重视韩国收藏中国小说的有关文献资料，相关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例如奎章阁收藏的《型世言》原本、乐善斋谚解的《红楼梦》全译本、朝鲜宫廷作的明清小说插图选集绘模本等。

　　聚焦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古代小说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研究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方面。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再诠释，以及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与研究，又对中华文化本身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

　　据韩国庆熙大学教授闵宽东介绍，传入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约438余种，其中包括文言小说200种、白话通俗小说238种。文言小说包括唐代以前作品27种、唐代作品16种、宋元代作品30种、明代作品45种、淸代作品82种；白话通俗小说包括宋元大作品3种、明代作品68种、清代作品167种。《朝鲜汉籍稀见版本丛刊》是韩国庆熙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暨东亚书籍文献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丛书，由闵宽东和陈文新主持，崇文书局出版，收录了一批在中国国内已散佚的文献版本，揭示了部分文献流传到朝鲜或在朝鲜出版的具体情况，既是对中韩两国历史上那些文化使者的纪念，也有助于推进当下的中韩文化交流。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表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原为德川幕府藏书）藏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上图下文本《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3卷，是为海内外孤本。另有天理图书馆所藏《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3卷，内容、板式与内阁本大致相同，只字多用简体，插图也粗糙，为后来翻印本，亦为天下孤本。藉此两本可以一窥元代三国故事的真面目及《三国志演义》由元入明演变具体过程，弥足珍贵。韩国目前还保留《三国志演义》宝贵版本有两种。一为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目前知道的唯一铜活字印《三国志演义》，尤为可贵。另一是学界所谓周甲本的翻刻本（首尔大学奎章阁、鲜文大暨大等藏），虽为翻刻本，却是12卷齐全的完帙。唐僧取经故事现存最早的作品是杭州中瓦子张家所刊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有宋版《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纪》，两书约于南宋时流传日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纪》现藏于御茶之水图书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归大仓集古馆。

　　“江户时代日本人以文献的形式来接受不少中国小说和戏曲，明清乐是这一时代从中国传来的音乐，是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俗文学的重要资料，是小说、戏曲以外日本人通过‘阅读’接受中国文化的另一途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表示，明清乐是以演唱弹奏方式接受、传播中国俗文学的方式，其全盛期是幕末（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初期，即十九世纪后半期，现存不少坊刻或抄写的歌曲谱，主要用月琴、笛子、古琴等乐器演奏，并用汉语读音演唱。前人已考明其曲多半是中国民间俗曲和地方戏；但对其传播背影缺乏具体考察。冈岛冠山的唐话辞书和儿玉空空的琴学教材《曲乐小令》等，揭示了江户后期花部乱弹尚未在日本广泛传播之前明清俗文学交杂流传的情况。前一代18世纪的明清乐以笛子和七弦琴为主要乐器，以明代时调小曲为主，还采取了一些明清传奇和古典诗词，反映了地道明乐的特征。

　　在1976-1996年间，马悦然教授将《水浒传》和《西游记》两部经典作品翻译成了瑞典语，瑞典文学学者白山人翻译《红楼梦》以前，北欧语言中只存在《西游记》和《金瓶梅》的缩译本。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高级研究员易德波介绍，这些版本基于欧洲主要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的著名改编本，译者也并非汉学家。我翻译丹麦文《金瓶梅》采用的是《金瓶梅词话》（1617年）的摹本版（《全本金瓶梅词话》1982 年/1987 年），参考了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莱维1985年基于万历本所译的法语本Fleur en Fiole d’ Or《金瓶梅词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三本由西方《金瓶梅》研究先驱译成的《金瓶梅》译本，分别是奥托·基巴特和阿尔吐·基巴特两兄弟翻译的德语译本（1928-1932年）、安德烈·莱维翻译的法语译本（1985 年）、以及大卫·托德·罗伊翻译的英语译本（1993-2013年）。

　　“海外华人是中国小说在海外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表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时局动荡，除外出务工、留学外，还有不少人为逃避政治、战乱移民海外，其中有不少具有深厚学养的知识分子，中国小说在海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欧美等国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出现了第一批海外华人作家，中国小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以刊印、报纸连载、电台广播等形式传播，甚至成为畅销书。1949年至今欧美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小说传播接受的一个新的中心，与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形成鼎足之势，形成了中国小说在海外传播接受的基本格局。中国小说的传播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小说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广为广泛地传播。海外华人学者对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有益的互补。

　　美国汉学家派屈克·韩南（Patrick Hanan）是北美地区最为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之一，一向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和翻译在学术界声名远播，而近年来其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和倡导，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的走向，逐渐摆脱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中长期被忽略的状况，俨然成为当代显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莉华表示，韩南通过对中国近代小说作品的扎实考证，考订《昕夕闲谈》是由英国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上半部翻译而成、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征文等一系列论题，勾勒出了一部西人的介入与晚清中国文人的小说创作所共同构成的中国近代小说史的”史前史”。韩南首次将传教士汉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范畴；其研究融会中西研究方法之长，并引入了“文本之外”及“文学之外”的外部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后近代小说研究逐渐僵化的分类和研究模式，对阿英等学者在研究中的盲点和偏见有所补益和修订，拓展了近代小说的研究领域。

　　《林兰香》是清代一部较有成就的世情小说，它的成书年代目前尚未能确定，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清初、乾隆间、道光间三种意见。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进驹表示，通过对目前所见的《林兰香》版本进行调查和比较，可以发现，同样题署为“道光戊戌年新镌”的《林兰香》存在两种版本系统，一是《古本小说集成》据以影印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藏本和同版的大连图书馆等藏本，二是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藏本及同版的其他藏本，前者可称为“甲本”，后者可称为“乙本”。这两种版本在文字上有着不少差异；《林兰香》的初刻木板应成于道光朝之前，书板刻成后是否刷印过，今未可知；道光十八年甲本是以初刻木板加以新刻封面刊印出来的现知第一种版本，而道光十八年乙本则是对甲本进行修改后刊印出来的第二种版本。道光十八年乙本成为后来道光二十七年寻春楼刊本和光绪三年申报馆排印本的文本来源。从《林兰香》初刻不迟于嘉庆末年可以推断其成书也不会晚至道光朝。

　　据介绍，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于2020年9月得到教育部正式认定为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心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下设海外汉学分中心，并在日本设立了首个海外分中心，致力于更为广泛、深刻、有效地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