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术沙龙系列活动之八十四：后危机时期：深圳如何求变？
日期：2010-04-13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深圳学术沙龙系列活动之八十四：后危机时期：深圳如何求变？
主持人：钱飞鸣
核心提示
深圳“保
本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转变”成为核心关键词。进入后危机时期，深圳如何求“变”？学界代表直言，不妨引入投资组合理念，在产业政策上以稳健型为主、以风险型为辅，避免出现产能过剩的“潮涌”。
１经济增长
今年保十无忧 明年持续发力
主持人：年初，深圳确定了“保
董晓远：回顾全年情况，深圳实现“保
从现有数据来看，深圳经济今年处于逐步加速的状态，这种发力也将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十分显著，前２个月经济增幅首次出现负增长，形势十分严峻。随着中央保增长方针的落实，从３月份开始，经济企稳回暖迹象逐步显现，经济增速逐季提高，从一季度的６．５％，提高到上半年的８．５％，前三季度进 一步上升到９．６％。
主持人：分析今年的形势，消费、出口、投资这“三驾马车”的表现有喜有忧。能否对今年的表现做一番总结，再对明年的发展做一些分析？
董晓远：首先说一说出口。从今年全年的表现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深圳的出口增长率也慢慢回升，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逐渐收窄：一季度全市出口下降１５．３％，３个月的降幅比１～２月减少３．１个百分点；二季度出口下降１５．８％；三季度出口下降１４．７％；１～１０月份出口下降１４．２％。
明年出口形势是否会有好转？由于今年深圳出口大约下滑１４％，与今年的负增长同比，明年出口呈正增长是可以预期的。估计会有５％～１０％的增长。因此，出口将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所不同的是，过去出口是强引擎，而现在变成了弱引擎。从目前情况看，出口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奥巴马倡导的再 平衡思路下，深圳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将面临长久的困难。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调结构、扩内需的背景下，深圳对国内其他地区的销售会部分抵消外需的下降。
消费是今年的亮点。随着经济的回暖，人们的消费信心逐渐增强，今年深圳的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也是缓慢升高：一季度增长１２．３％，二季度增长１２．８％，三季度增长１３．５％。特别是受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影响，汽车消费十分红火，珠宝消费更是畅旺。但总的来说，消费需求的 巨大潜能还远没有释放出来，只要财税政策引导得当，明年消费较高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
至于投资，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逐季加快，一季度增速为８．９％，二季度为１３．８％，三季度上升到１５．４％。从结构上来看，深圳今年的投资增长，政府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起到了主导作用，占到了总投资额的６０％以上，而且增速达２５％以上；同时，房地产投资降幅迅速收窄，从一季度下降２３．４％到三季度累计下降３．３％。今年的部分 投资是在下半年落实的，加上有些项目需要后续跟进，预计明年投资仍将会有８％左右的增长率。
廖明中：中国企业的外需形势仍不容乐观。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产品需求的放缓，在近期内是金融危机影响下消费能力下降的自然结果，在中长期则是他们经济要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向可持续的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的结果。
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减少消费和进口是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当头一棒。２００９年５月份，美国个人储蓄率已由三年前的－０．７％回升到６．９％，为１５年来最高水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称，如果收入不增长，美国个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减少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的消费支出。照此推算，这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可能失去数千亿美元的出口市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２００８年底以来因出口大幅下滑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减缓，预示着近三十年来中国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遇到了严峻挑战。不难预期，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近些年来出口约３０％的持续高速增长将很难再现，出口对 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会明显弱化，必然会从强引擎变成弱引擎。
２结构调整
借鉴投资组合 避免产能潮涌
主持人：全球复苏迹象已经显现，眼下进入了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如何理解“后危机”中的隐忧，这些不确定因素又将对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转变”成为关键词。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原则？
董晓远：美国财长盖特纳近日说过，我们离经济崩溃的深渊已有一段距离。“一段距离”意味着目前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还不牢固，实体经济还面临着贸易低迷、失业增加等困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最近表示，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将强于之前的预期，但仍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使失业率和政府债务降至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经济强劲反弹，但是也要看到隐忧。中国称为“一揽子政策”的应对，主要是由各级政府主导并由庞大规模信贷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 滑态势，但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居民消费、非政府部门资本性开支、外部需求、企业盈利、新增就业等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仍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最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并存；危机前一些产业已形成过 剩产能，在政府产业振兴政策中这些产业不仅未伤元气还得到输血，结构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未有质的改变。
廖明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词是“转变”，表明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必须将增长动力转到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上来。在未来三到五年里，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一个以消费为主导调整需求结构的大调整期。需求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深圳作为中国的出口大市，其产业结构必然随之变化。
主持人：谈到“调结构”，相对应则是产能过剩，现有的信息表明，即使是太阳能这样的新兴产业，中国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靠谁来调、如何调？主动调还是被动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产能过剩问题？
董晓远：林毅夫教授提出过“潮涌”现象，可以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做出解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由于企业要投资的是在发达国家技术成熟、产品市场 已经存在的产业，因而企业对产业前景容易形成共识。由于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会有获利极高，金融机构也乐意给这些投资项目融资，于是大家竞相投资，大量投资就会像浪潮一样地涌向这个产业，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等这些投资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预期，大量企业 因此而破产，甚至导致银行呆坏账激增。
即使在宏观调控确立“调结构”主调的背景下，造成“潮涌”现象的推手在很大程度还是地方政府。在 当前的国情下，地方政府为了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纷纷制定优惠政策，“优化产业结构”，鼓励那些大家都认为有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发展，各地一哄而上，会加剧“潮涌”现象，造成产业结构更加失衡。一个地方政府仅根据本辖区产业结构状况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可能从本地区来讲是最优的，但如果其他地区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同样的策略，结果就会出现由“个体理性”而导致的“集体非理性”。
廖明中：还需指明的是，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颇有争议的。英 美等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政策，不需要政府“念念不忘”、费心劳神地调整产业结构，他们的产业结构也没有出现严重问题。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不多，失败的却不少；政府鼓励引导的产业往往没有发展起来，而发展起来的却往往没有得到引导鼓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总想“有计划、按比 例”规划好产业发展，但事实却是不断发生“计划失误”、“比例失调”，最后不得不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再次证明政府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选择，无法做到比市场 更高瞻远瞩、更有效率。就调结构而言，政府对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应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不要管得过多，管得过多，就容易走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董晓远：就产业政策而言，不妨借鉴证券市场的“投资组合”理念，仿效行业的“股票收益率”来衡量各个行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
我们可以将政府的产业政策大体分为稳健型与风险型两大类。如果政府根据人均利税率、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率等等数据综合判断“优质度”，对达标行业一律支持，不 达标行业一概限制，这样的产业政策可以说是稳健的。如果政府根据预测数据，比如依靠分析国外情况来展望出的未来前景综合判定一个行业的“优质度”，进而决 定是否支持这一行业，这就是激进的产业政策。就深圳而言，合理的产业政策组合应是稳健型为主、以风险型为辅，将主要资源投入到支持已有良好表现的产业上，而少部分资源投入到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新产业、新技术产业上，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避免大起大落。
廖明中：这还涉及到政府的“自我 定位”。我们主张政府尽量依靠市场力量来调整本地的产业结构，让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行业的进入或退出，政府主要管好“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市场 环境”等事宜。事实上，在当前的国情下，政府总有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点什么”的压力与冲动。如果政府一定要主动调整本辖区的产业结构，那么，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对于那些自己信心十足地认定应该支持发展的产业，也应怀有高度的风险意识。要意识到自己的政策选择可能会出错，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３税收改革
营业税当废除 物业税应出台
主持人：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同样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持。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税收改革近年来备受关注。从深圳的实际情况出发，最迫切的改革点在哪里？
黄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其中就包括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不利于国家战略实施的税收制度。就现行状况来看，流转税类中既有对商品销售征收的增值税，又有对提供劳务征收的营业税，这种重复征税弊端的税制安排，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绝无仅有。
废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税制改革要求越来越强烈，一旦改变将会成为深圳企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国际上常说一流公司卖标准、二流公司卖服务、三流公司卖产品。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深圳公司正在从卖产品为主逐步转型为卖服务为主，还将进一步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去。面对种种贸易保护措施，深圳企业可以采取产品 低价出口，然后通过提供后续服务的方式收回之前损失，这无疑是一个ＩＢＭ式的战略抉择。然而，技术服务这种出口贸易因为服务所在地是在国内，面临课征５．５％的营业税和其他附加税费，而出口产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税。显然，现行的营业税制度，对技术服务的发展起到了限制的作用，这和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战略是相违背的。
此外，现行政策对于无形资产转让是征收营业税的，购进技术、无形资产等须缴纳营业税，且不能用以抵扣增值税。卖产品可以向购买方提供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而卖技术则不可以向购买方提供抵扣税款的发票，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束缚着技术开发企业的发展。
主持人：谈到税改，大家还很关心物业税，尤其是深圳已经开始“空转”。房价高企，国家调控措施在年底相继出台，能否对这一税收政策做一些推测？
黄智文：一线城市的房价，无论用什么指标去衡量，都处于危险状态。通过开征物业税，增加物业保有成本，有利于盘活存量住房，增加住房供应量，这对于抑制房地产的过度炒卖有积极作用。而且，开征物业税后，为地方财政开拓了新的稳定的税源，这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这将从制度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至于“空转”，从北京、深圳等１０个省市征收试点的情况来看，在操作方面没有问题，评估方法、登记造册、数据库等各方面已经完善。有专家预测，物业税出台，明年全国两会将是重要的时间窗口。我个人认为，物业税税基和税率的确定，需要体现公平原则，比如已经支付土地使用费的物业和 将要推出的物业要区别对待，还比如对唯一自住住房和二套以上住房也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