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术沙龙系列活动之七十七：社会变革要着眼于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日期：2009-06-09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日前，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特区报社协办，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市民政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以社会变革应对经济危机”学术沙龙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我市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就金融危机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如何以社会变革应对经济危机做了演讲。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和内需不足导致的危机

孙立平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但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尽管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中国的危机是与美国不同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核心要素在中国都不存在。在美国发生的，是由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在中国发生的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两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是一种生产过剩和内需不足导致的危机，基本背景是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生产已经全面转向耐用消费品，而同时还形不成全面消费耐用消费品的条件，生产过剩危机由此形成。这场危机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孕育，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开始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迈进，家用电器、住房、汽车相继成为步入这个门槛的主导产业。不过，冷战结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过程对“中国制造”的需求，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制度性与结构性的欠缺，经历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和２００５年前后两次内需问题的凸显，终致今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形成明显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因此可以说，尽管这次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更类似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

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

孙立平还指出，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在相关的条件形成之前，生产过剩危机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了解一下美国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重要。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又有趣的问题是：大萧条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多少年来，人们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立即想到“将牛奶倒到河里”，这甚至成为了一个符号，但实际上却起到了误导作用，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其他产品，如房子、汽车、摩托车、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等，也就是耐用消费品。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开始，我国也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小汽车、商品房都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社会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具备五个条件：第一是高度城市化，一半以上的人口应该住到城市中来，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是能够支撑耐用消费品使用的起码的基础设施，普及小汽车至少要有高速公路，发展房地产也要有配套设施；第三是能够支持耐用消费品消费的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第四是能够保障上述金融条件发挥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第五是作为耐用消费品市场的中产阶层的逐步发育，也就是说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中产阶层才是耐用消费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所以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危机不同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要解决的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等问题，而中国要解决的则是创造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条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与美国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较为类似，关键在于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提出的挑战更多是长期的而非是短期的

孙立平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提出的挑战更多是长期的而非是短期的。“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见底”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意义，政府完全有能力可以让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真正的挑战在于长远，既不能将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看作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偶然性事件，也不能看作是几年时间就会过去的插曲。虽然金融危机本身是严重的，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过程的中国生产过剩危机是相对温和的，导致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要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以及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不发生，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应对的思路应当是，立足长远，面对眼前，以根本的社会变革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下逐渐走出经济危机，而罗斯福新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但其实第二阶段更是有深远影响，第二阶段是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这样的社会变革重建了一种社会制度，比如说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通过工会来规范劳资关系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得到较大发展的，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最终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也就扩大了耐用消费品市场。

孙立平认为，在现实的意义上，这次经济危机提出的最根本性的挑战，是要在这次危机的压力之下，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发展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里所说的内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需，而是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内需问题。扩大内需更具体的含义，就是为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形成，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

所以说，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历史告诉我们，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换句话说，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支撑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为此需要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其中最核心的是改变社会中的利益格局与利益结构，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第二，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促进再分配的公平性；第三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特别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机制的建立；第四要优化社会结构，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保护和完善社会流动的机制；第五要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倪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