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政党治理的中国经验：理论建构与案例观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展开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打虎拍蝇、猎狐套狼、强力反腐，到“八项规定”、“四风”整治，到反对形式主义，从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以及初心使命主题教育……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执政党的“六项建设”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较为彻底的政党重塑运动，抓好党建成为各级党组织的“最大政绩”。

　　党的十九大确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布局，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提出五个重要的新论断：一是伟大工程的新定位：把党的建设上升到“伟大工程”的新高度，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根本保障和核心支撑。二是执政风险的新判断：要深刻认识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三是长期执政能力的新主线：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四是党的建设新维度：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与以往党代会相比，除了提出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维度之外，还突出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五是执政本领的新概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所作出的战略布局，不仅对于执政党建设形成深远影响，也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决心不能动摇、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同志更是用“三个不能有”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1]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019年6月底，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再次强调，“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难看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回应危险挑战的重要行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也进入纵深推进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呈现新的风险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治理进行谋篇布局和顶层设计，进而实现其长期执政和历史使命的行动，因此也可以简化为“建设一个什么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于“建设一个什么党”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定位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性质、根本宗旨、鲜明品格和精神风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党的历史担当。但是在“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执政党只是提出了宏观性的框架，包括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等等。为了深入解析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和理论基础，本书重点关注四个问题。

　　第一，从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出发，关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党的执政能力、领导风格、组织纪律以及干部作风等都与国家治理密切关联。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3] 面临执政环境的变化、执政风险的增加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担当，执政党必须把内部治理的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前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对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一党执政的政治生态下，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前提是优化政党治理结构。通过党的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层次合理、权责一致、规范有序、高效便捷和运行顺畅的党内权力运行体系，推动横向治理与纵向治理结构的顺畅衔接，以执政党内部结构的现代化带动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第二，从风险研判到有效回应的动态关系出发，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层逻辑。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这些考验和风险，并且强调当前考验的复杂性和危险的严峻性。报告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可以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对执政风险的深刻把握。“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体现了执政环境的显著变化。以领导革命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也成功地领导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反过来，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本身也对党执政提出了挑战，如何在对外开放背景下应对国际政治竞争的挑战，如何在多元经济结构中巩固党的经济基础，如何在复杂政治思潮背景下提升“四个自信”，等等。上述变化要求党必须加强外部风险的驾驭能力，加强执政安全的感知能力，提升伟大斗争的应对能力。“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体现着党自身的问题不容忽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显著地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得到强化。但“四种危险”的持续存在，仍然警醒着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在路上。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克服精神上的懈怠，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努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深入开展监督执纪，永立时代潮头，引领中华民族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第三，从全面从严治党到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关联关系出发，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一定意义上将执政与治党做了区分，将治党看成执政的前提。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长期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繁重任务，所以要管理好国家事务，就必须首先加强自身建设，管理好党本身的事务，将党建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执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的分解和实施，有赖于党建责任体系的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展开具有问题导向，整治党内痼疾顽症、清除党内尘土杂质，强化组织机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此重心也放在了政党本身。但与此同时，基于巩固执政目标的治党体系，不能仅仅限于政党组织内部。实际上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的核心主体和领导力量，党的自身治理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互动，应根据社会需求和人民期盼进行自我优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一言以蔽之，政党治理需要与执政能力密切结合。

　　第四，从一般与特殊的对比关系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从比较政党政治的视角来看，包括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苏联共产党在内的许多长期执政大党老党的衰落垮塌反复证明，一个失去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党，最终只会走向消亡。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持续执政的经验也说明，一个政党只要保持廉洁勤政、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期待，就可以持续保持政治活力和执政能力。作为一个在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执政使命、执政压力与他党有所不同。在一党长期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外部政治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这就更需要加强自身感知危险的能力、自我调适的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自我革新的能力和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前提，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又需要选择“四个自我”的实现机制加以实现。“自我净化”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清除党的肌体当中的有害病菌，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自我完善”要求党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政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自我革新”要求党要能够破除陈旧思维，能够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执政方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期待。“自我提高”是指党要克服骄傲自满盲目自大的情绪，要善于吸收借鉴世界政党先进的执政理念，不断改进执政方式，优化执政目标，提升执政能力。

　　摘自《政党治理的中国经验：理论建构与案例观察》

　　内容简介

　　本书力图平衡精神阐释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建构执政党硏究的新路径；平衡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建构执政党研究的新话语；平衡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强化研究成果的政策价值。

　　作者简介

　　陈家喜，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干部制度、政党政治、网络政治问题研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完善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在《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改革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制度建设与政党发展：政党体制的比较分析》等著作。

　　责任编辑：李溪鹏 任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