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深圳产业政策40年》

　　深圳产业政策研究，原本是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确定的一个课题。2014年前后，我国理论界掀起一轮对产业政策的讨论，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政策安排意义重大。虽然我们无意加于其中的理论之争，但我们认识到，将深圳产业政策实践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或许有利于将产业政策的讨论引向深入。

　　当我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其难度完全超出了自己最初的想象。理论准备不足，史实了解不充分，资料收集不完全一起浮出水面，原计划几个月内写出一份研究报告的想法落空。于是索性放弃最初的打算，沉下来看书，收集资料和不倦的思考，写一份研究报告的想法也被写本书的安排所替代。适逢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编撰纪念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丛书，这本书十分荣幸入选。

　　我所面对的产业发展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这个“真实的过程”波澜壮阔且日新月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又是如何发展演进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去档案馆和市方志馆，查找源头性的资料，阅读各种版本的深圳史书（包括口述史），深圳产业成长轨迹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作为国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深圳的前身是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40年前，它的产业形态是传统农业。经济特区的使命和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启动了深圳的工业化。一方面，引进境外客商投资，一方便，吸收内地企业来深，现代产业由此起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的公有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和个体工商经济得以生长。1987年，第一家私营企业合法注册。于是五路产业大军通过市场竞争，演出了一幕幕产业发展的大戏。他们是产业发展的主角。

　　然而，“五路大军”何以能同台竞技？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可以看到，是市场经济提供了舞台。而打造这个舞台的重要力量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天然拥有公权力，并用以制定市场规则和保证规则的实施，市场规则是企业生长发育最基础的政策。这些观察使我豁然开朗，不是吗？深圳市政府助推产业发展最成功的政策，莫过于构建和支持市场，或者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这一结论使得全部产业政策有了灵魂，它犹如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他政策之中。

　　本书虽然讲述深圳产业政策40年，但它不是一部浓缩的编年史。因为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按岁月流淌的迭代安排。本书按照构建和支持市场的逻辑，选起了若干重要政策，结合深圳产业发展40年的实际，展示和分析政策的背景、影响和价值。我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将政策效果予以量化。因为产业发展是综合性因素在起作用，政策只是诸因素的一员。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是导论。由于对什么是产业政策存在着事实上的分歧，为了划定范围，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话语场景。我特别强调“构建和支持市场”的政策含义和重要意义。第二章至第八章，讲述和分析了具体的产业政策安排及其影响。首先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与现代产业的兴起。“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内容十分丰富，最关键是给了深圳先行先试的权力。在中央、广东省的正确领导下，深圳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催生了现代产业。第三章聚焦电子信息产业。这个产业是深圳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这个产业在深圳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最初是特殊政策的影响和多种偶然因素共同促成的。深圳后来成为创新型城市，与电子信息产业本身不断快速迭代是相关的。第四章对“两个重要文件”进行了分析。“两个重要文件”的概括，是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时的一次访谈中作出的。我十分认同这个说法。两个文件：一是1986年出台的“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政策。另一个是1987年出台的“关于鼓励民间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这两大政策的重要作用是，重塑了深圳微观经济主体。对国有企业股份改造催生了万科公司（世界500强之一），鼓励民间科技企业发展催生了华为 。华为公司已成为全球有影响的高科技企业（世界500强之一）。第五章集中于深圳高科技发展的“22条”。这是国内首次出台的系统的扶持高科技政策，后来被各地大范围复制并推陈出新。但一些政策引进者的注意力更多地被那些以利益（减税、补贴等）为杠杆的政策所吸引。其实，最重要的政策点是打通科技与生产、科技与金融、科技与人才的制度性阻隔。第六章讲的是金融政策、金融产业和产业金融。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到资本市场，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市场推出，再到新金融，深圳一直是政策的弄潮儿。金融政策创新领先不仅成就了金融业本身，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深圳其他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第七章的内容也被一些研究产业政策的人所忽视，我却以为直接影响产业的生死存亡。这就是对产业的行政管制。深圳率先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产业发展“松了绑”，才有了产业兴盛。第八章内容涉及到时间跨度比较长，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将自主创新作为深圳的主导战略，围绕这个主导战略布局了若干政策。政策的基本点是：推动深圳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目前，这个转型还在继续。第九章集聚于未来产业政策的前瞻。对于当下的深圳而言，产业政策仍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有必要进行升级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首先应该是改革开放创新的先行示范。本章沿着在更高层面上“构建和支持市场”的主线，提供了八个方面的思考。

　　在深圳所出台的经济政策中，产业政策是最密集的，也是最丰富的。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未能生动完整地向读者呈现其精采过程，对政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开掘也不够深入，这是需要向读者交代并请谅解的。作者希望抛砖引玉，有更多更好地研究深圳产业政策的作品问世。作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并为之感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未对深圳产业政策的不足予以介绍和分析，这并非是因为所有的政策尽善尽美，而是与本书的主旨不太统一，留在另外的场合再评说吧。瑕不掩瑜，深圳40年产业之路是不平凡的。

　　摘自《深圳产业政策40年》自序

　　内容简介

　　40年来，深圳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创新力、竞争力较强的现代产业体系，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构建产品、劳动、土地、技术、资本等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主体，为产业成长提供基础性制度安排；利用利益等经济杠杆影响产业主体行为；以放松行政管制、吸引人才、发展教育等综合政策工具支持市场；将创新作为城市主导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丰富而一致的政策推动了深圳产业进步和转型。本书提供了以上政策的主要经验和理论阐释。

　　作者简介

　　南岭，经济学博士。现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先在大学工作十年，任讲师、副教授、研究员；后转行政岗位，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出版《现代公司成长、权利结构与制衡》《南岭论文集》等著作，主持或参与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推进。

　　责任编辑：李溪鹏 任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