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书中的战略智慧及启示研究》课题成果简介

　日期：2011-07-11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中国古代兵书中的战略智慧及启示研究》
课题成果简介

崔晓汉

    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兵学论著，以及见诸于经史子集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战略智慧。准确把握兵书中的战略智慧及对当代政治军事的启示，对于我们汲取古代兵法战略精华指导当前政治军事斗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部分   中国兵书对军事与政治相互关系和作用的主要脉络及影响分析

关于军、政二者的关系，《司马法》则以“正不获意则权”的理论，提出了古代“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继续”的理论观点，并形成了许多精辟见解，体现了古人的战略智慧。

一、国家政治决定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发展与运用

以《孙子兵法》“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的思想认识，鲜明地道出了古兵书秉持的国家中政治对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与运用的指导关系。

（一）特定地理环境与国家版图，确定了国家政治目标的地域性、有限性

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版图，决定了国家政治目标的地域性和限制性。《孙子兵法》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表明，在决定敌我双方强弱的诸因素中，双方的国土广狭是根本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凡兵之兴，不得已也。”历数历代之兴衰，除抵抗清末外敌入侵外，几千年历史，可以说都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着王朝更替的政治斗争和频繁战争。从欧洲兴起于20世纪前后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版图，必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这与欧洲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战事频仍，乃至对连续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英 国大学 教授麦金德提出的“大陆腹地理论”，为希特勒纳粹分子发动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理论依据，德国在闪击战下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但是，德国有限资源无限战争的贪婪也最终埋葬了整个帝国。

（二）国家经济基础与科技水平，确定了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军事手段

《管子·七法第六》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了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技术决定战术”观点。从人类战争史看，由于科技革命导致的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平台和信息化平台，直接导致了相应战争形态的出现。就我国而言，骑兵、车兵作为古代战争的攻坚力量运用了几千年。早在宋代，我国就发明了火箭并投入战争之中，元明时期发明的火炮成了攻城略地的杀手锏武器，只是在近代以来，才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世界，并使国家蒙受了百年屈辱。20世纪以来，随着飞机的发明使用，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又逐步把“五维一体”的信息化战争推上了历史舞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使我们看到了信息化战争的逐步到来。也可以说，借助信息化和空中化的两大翅膀，现代战争已经“飞”了起来。

（三）国家政治目标的地域性，规定了军事行动的形式、规模与时限

在人类数千年战争史中，国家政治目标的地域性，决定了人类进行“有限”战争的特点。这也必然规定了军事行动的形式、规模与时限。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为目的，以军事为主要手段，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的战争活剧。以齐桓公为例，重用管仲为相，以“尊王攘夷”相号召，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联合会盟”军事斗争形式和规模，和军聚众以“威服众国”；在特定的时间内平宋乱灭遂、打击北方的戎、狄部落，攻伐大国楚国等等，确立了春秋第一个霸主地位。可以说，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政治目的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规模、样式和时限。即使是目前谋求“全球霸权”政治目的的美国，在人类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凭借强大的海、空、航力量实现霸权主义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地域性政治目标的实现，必然决定军事行动规模、样式和时限的规律。

（四）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要求，规范了军事行动指挥的层级性、严格性、协调性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随着国家“吊民伐罪”、“图强争霸”、“救亡图存”等等政治目标的不同要求，对外具体军事行动呈现出了鲜明的层级性、严格性和协调性的特点。如为“吊民伐罪”发“义兵”，那么，国家军事行动指挥的最高层级就是“伐谋”、“伐交”；如果失败，再明确主张“伐兵”的思想。典型战例如“周灭商”之战的历史过程。当然，后两项内容也适宜于其他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为了“图强争霸”的政治目的，那么，在军事行动中首要的就是“先为不可胜”，或者，就可能是自取其辱、乃至引祸入国。典型战例如齐桓公和宋襄公之争霸结果。如为实现“救亡图存”弱势国家的政治目的，则针对军事行动指挥首要的因素，就是要积极防御，力求后发制人。典型战例如“吴越之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政治目标下，往往多种军事行动的指挥样式并存，并相互发生作用，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指挥艺术。

二、军事目标的实现，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进程与结局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家军事力量的存在、建设与运用，乃至投入战争中军事行动的成败，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国家军事力量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中流砥柱

《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第十三篇·七》中说：“兵强则土广，土广则主尊，[主尊]则令行，[令行]则敌人制，[敌人制]则诸侯宾服，[诸侯宾]服则[威]立，[威]立则王者之翘治也，不可不审也。”^[[1]]这里有一个深刻内在逻辑联系：其逻辑起点，就是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军队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其逻辑过程，就是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国土广阔、 国 君尊荣、命令得到执行、敌人被战胜、诸侯归顺、国立威于天下；逻辑终点，就是国家兴盛大治，进而得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从我国作为农耕民族数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经验来看，地处中原腹地依赖长江黄河而生的汉族国家，与关外的少数民族国家在长期相处中，什么时候汉族国家“兴盛大治”拥有强大的军队，就会少受关外少数民族国家的侵扰而国家得以生存与发展；什么时候汉族国家内部“腐化衰落”而军力不济时，就会受到关外少数民族国家强悍军队的进攻直至改朝换代。

（二）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是解决国内外安全、矛盾和问题的坚强后盾

《盐铁论•卷八》说：“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2]]这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安全基石，为能够内安国家、外御强敌，平时搞好自身建设做好遂行任务的各项准备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解决“内忧外患”两个方面。解决“内忧”问题，这是军队的对内和首要职能，履行的是解决国内矛盾、保卫国家政权、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中国几千年来持续爆发的轰轰烈烈农民起义，王朝虽有大军亦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解决“外患”方面，这是军队的对外职能，充当的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任务。“外患”之所以兴，其因也往往是内部问题严重给外敌以可乘之机。我国历史上，农耕为主的汉族屡受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长期侵犯之害，国家长期处于“防御态势”，因军队孱弱而被灭国的也不乏其例，如蒙元灭宋、满清灭明等等。所以说，抵御“外患”成为了国家延续数千年的军队历史任务。

（三）国家军事行动的成败，对国家政治目标的实现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曰：“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3]]然而，《经法•亡论》曰：“国受兵而不知固守，下却恒以地界私者[咎]。救人而弗能存，反为祸门…。”^[[4]]因此，从历史辨证的角度看，军队系列军事行动成败的结果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间接加速或延缓着国家应对战争政治目的的实现。如“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一战即使腐朽没落的商朝分崩离析；反之，如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街亭，最后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纵观现代战争史，亦同此理。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的根本态势，我们在军事行动上“虽有义但不能征无义”，经过军民浴血奋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等胜利，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经过军民8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抵御外辱的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部分   中国兵书中的思想方法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古代兵书战略，充满着一系列唯物、辨证、系统的思想方法，为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创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朴素的科学指导。

一、中国兵书中的思想方法论述，为政治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兵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方法论述，与国家政治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有着的密切关联，客观上为后者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将帅素质修养与自控论的思想，对历代的将帅修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古代兵书关于将帅的修养和自控问题，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个”方面，也是我国论述将帅素质最早和最为全面的理论观点。关于将帅的素质、地位作用，《吴子•论将》亦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5]]为将者，还应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将德”，以及“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柎（fu）而鼓忘其身，” ^[[6]] “见利不贪，见美不淫”等等“将控之能”，然后才能履行“辅主、保境、安民”的使命。直到今天，许多理论仍然是军人素质修养的根本指南。随着时代变迁，我们要培养大批的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高素质指挥人才、参谋型人才、专业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以及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虽然内涵方面已有了巨大的差异性，但在时代价值意义及本质方面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二）古代战争对参战国实现政治目标的战略需求思想，为发挥政治功能作用提供了理论参考

战争有其自身规律，参战国家必须遵循战争特有的战略需求。就古代兵书战策综合观点看，有以下四点：一是为“胜败之政”；二是“甲兵之本，先于田宅；” ^[[7]]三是“以民之有为己用”；四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指导。“文武并用，长久之术。”这些思想给政治发挥功能作用，提供了深刻启示：一是要施行“仁政”。“仁政”之行得道多助，修政于境内，“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即可制胜于未战，“兵胜于朝廷”。二是要发展“经济”。就政治而言，“民以食为天”，所以，必须发展经济保国民之需，“育六畜”、“励农耕”以从事农业生产，努力实现“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的境界。三是要“亲附民众”。爱民得民力者强，不爱民民弃之者弱。所以，统治者必须要“亲附民众”以得民之亲，进而求民耕则国富，战则必胜。四是要“励精图治”。就是指国家统治阶级要从国之兴衰存亡上运筹帷幄，个人勤政爱民，“以治为胜”、努力达成“先胜于朝廷”的政治局面。

（三）有关严格的军事纪律论述，为国家法纪的形成，创立了理论构架

古代兵书中关于军事纪律的重要论述，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制必先定”；二是“定何法纪”；（主要指军队的节制以及节制方法。就节制而言，始于什伍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8]]节制方法，就是“鼙鼓金铎”、“旌旗麾帜”、“禁令刑罚”等强制手段）三是“严明法纪。”“师出无律，与无师同；律而非丈人，与无律同。”^[[9]]这对国家法纪理论框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启示：一是“国无纪不可以终。”借鉴军纪的观念，古人已认识到了“国无纪不可以终”的思想，大作纲，小作纪，明白了“治，所以纪纲天下”的道理。二是“定何国法”。古人主要指“逐级节制”和节制的方法，这对治国的启示，则体现为制定了严格的“三纲”、“五常”、“六纪”等治国法理。三是国家要“严刑峻法”。正如《管子•重令》所说：“ 明 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10]]

二、中国兵书中的思想方法原理，为政治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朴素的科学指导

中国古代兵书战略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尤其是思想方法方面蕴含的浓厚哲学思辨思想富有普适性的特征，为政治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朴素的科学指导。

（一）蕴涵的朴素唯物辨证思想，为政治理论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南

中国兵书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辨证思想。《孙子兵法》以朴素的唯物论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而取决于道、天、地、将、法等诸多因素。在作战指导中，古代兵书深刻论述了“相为轻重”、“攻守、众寡、奇正、虚实、专分”等辩证关系。此外，古代兵书还以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推出了“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战争观念。这对政治理论发展实践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的思想，使政治理论发展开始认识到了“人”的作用。兵书中丰富的辨证思想，对政治理论发展的指导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辨证地看待对立的政治矛盾，为统治阶级解决“敌我、君臣、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等等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二是辨证地看待政治矛盾的发展与相互转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彼此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外交关系、亦敌亦友等复杂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精彩和灵活。

（二）关于战争性质作用的论述，为政治理论中确立何种政治以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

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以《孙子兵法》观点为代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关于战争的性质作用，《尉缭子》说“诛暴乱，禁不义也”，并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观点。这对政治理论中如何确立治国理政观念的启示，体现在以下几点：“不尚战”的战争态度，有利于国家确立国与国间“以和为贵”的政治理念。战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战者为不得已，这是可贵的历史进步。这对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而言，必然要求统治阶级关注“民生”，实行“民本政治”。“武表文里”的政治与战争关系，为国家对待战争、准备战争提供了思路。“武表文里”的思想，其实蕴涵了另一层深刻的道理：在建立“胜败之政”的基础上，军事仍然是根本依靠力量，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三）关于“人本思想”的论述，为政治理论如何确立“民本思想”提供了理论借鉴

中国古代兵法中含有大量的“人本思想”内容，这为政治理论确立“民本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孙子兵法》对“人本思想”以“三军可夺心，将军可夺气”进行了深刻、朴素的诠释；《尉缭子》说：“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也。”同时，古代兵法论述了战争中“爱其民”的深刻道理。《司马法•仁本》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用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这为统治阶级政治理论发展中的“民本思想”的确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周公旦最早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可贵思想，正式提出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并形成了系列的理论认识，如“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理论，使之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理论发展的一个基石和治国之本。在一定意义上，“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总称。

（四）关于军事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为政治理论如何处理与经济的关系点明了道路

古代兵书中所阐述的军事与经济关系问题，就是“富国强军”。《管子·侈靡》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投笔肤谈》提出了“国不富不可以兴兵”的理论，《六韬》则指出，政府要想必须国富兵强，务必掌握农、工、商这三个经济命脉。等等。春秋末期吴楚之战，吴能以少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吴国工商业逐渐发达，而楚国连年遭侵，经济严重受损，所以败给吴国。这对国家政治理论启示，首先，确立“贵土重农”的思想意识。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土广而任则国富”，确立“贵土重农”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不二之选。其次，量地养民富国强军。《尉缭子兵谈》说：“量土地肥跷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最后，“农战兼务，文武并兴”。正如《商君书•农战》所说：“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兵书的战略智慧对当代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启示

中国传统兵学智慧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亮丽的瑰宝，其中所蕴涵的丰富战略智慧，在指导中国几千年战争的同时，还被广泛流传到国外，在世界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在国内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国家战略目标的确立，必须站在全球范围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筹划

“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数千年来，中国在自然经济、“农战兴国”体制下，国家战略目标的确立，就是统治阶级如何发展“农耕”经济，以及进行“诛暴乱、禁不义”战争的“庙算”。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确立战略目标，也必然要站在新的高度来思考和筹划。比如，目前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依靠其超强实力，以全球为棋盘谋求霸权实现国家利益，就是其国家战略目标。就我国而言，国家制度决定了我们立足于自身力量，依靠发展的途径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从历史看，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模式，被邓小平同志站在“全球化”战略高度，从1978年开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们确立的战略目标，即是：短期目标内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长期目标实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国力占据绝对优势；远期目标为推动人类社会建立永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理想社会。

二、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科技发展战胜强大敌人的军事实力

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亦有此类认识。《盐铁论》说：“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铤也，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服敌国。”在当今信息社会，科技的革命力量更发挥的淋漓尽致。从国际来看，当前典型代表是美国。这个仅仅200余年便创造从零到“无穷大”奇迹的国家，固然有天然地理优势和偶然的运气，更有依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全面优势。目前，美国主要依靠信息技术支撑的超强军事实力，具备了全球机动、全球到达、全球作战的能力，并试图建立全球帝国。就我国而言，在古代史上科技力量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从近代才开始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全面的释放，科学技术在与世界接触、融合与交流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目前，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快速迈进，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必然能够依靠科技进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

三、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发展，需要赢得内外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主体。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民本思想”得到了泛化发展与运用。从国际视野看，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军和英军不顾国内的舆论反对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以“单边主义”政策悍然发动并迅速结束了军队间的战争。但时至今日，在付出了死亡近5000人，伤残数万人，隐性和显性“支付”将近4万亿美元的“天价账单”后，目前仍不能全身而退。这和美国1991年顺风顺水的海湾战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当家作主。因此，我党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直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积极的行动努力推动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一直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的行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

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手段，必须从国家经济基础和军事经济力实际出发

从国家经济基础出发确定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兵书亦持此类观点。管子说：“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以美国的崛起为例，因历史原因崛起为超级大国后，战时的军工体系成了美国经济支柱产业。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美国以庞大“军费”支撑的超强军事实力手段为主，在与苏联“争霸”中又打赢了“冷战”。就我国而言，建国以来，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自1978年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以来，找到了富国强军之路，国民经济得到了30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截止到2010年GDP跃居世界第二。近年来，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军费得到了持续的补偿性投入，国家地位、军队建设和履职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逐步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五、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途径，既要发挥军事力量的主导作用，也必须注重外交手段的有效配合

外交的作用，最早见于《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当然，这里特指通过“伐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的。随着时代发展，外交手段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法国拿破仑战争期间，奥、英、意、俄等国利用外交手段签订军事合约，数度结成了军事联盟以抗法；二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长达近50年的激烈“冷战”中主要就是“马拉松”式的“外交战”。目前，国际社会已在联合国或地区框架内，利用外交手段签署了裁军军控等一系列和平条约以遏制战争。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积极行动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交成就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展开了外交和平谈判，最终确以“一国两制”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的领土归属问题，也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借鉴。目前，我们盼望着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六、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注意赢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明确提出来“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但这与他们提出的行“正义之战”、“恤民善俘”以争取敌国他国的民意和舆论支持，以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本质内涵方面是一致的。在当今国际一切重大事变均可以现场直播的信息化时代，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更为重要。同样是海湾战争，美国在1991年因为科威特“伸张正义”而获得了全世界舆论普遍支持和30多个国家军事、经济直接支援，与2003年美英联军不顾全世界的舆论反对，行“单边主义”政策而付出了惨痛代价对比，就是深刻教训。我国没有对外推行侵略的文化传统，目前，推行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和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并以积极行动参与国际社会裁军、军控、国际维和，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传承中华兵学文化的优秀遗产，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再创中国兵学文化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