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课题成果简介

　日期：2011-07-11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

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课题成果简介

程立达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要求，2009年6月，深圳总工会劳务工研究会和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联合成立了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调研课题组，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教育状况开展专题调研，于2010年6月完成调查。

本次调查将农民工群体列为调查重点，选择的范围涉及深圳六个行政区和工业、商业等多个行业的52家企业，采取问卷调查、企业访谈和文献研究的调查方式。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145份，回收有效问卷1653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为1306人，传统农民工347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访农民工总数的79%，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较高，能够基本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客观情况。根据此次调查的有关数据，课题组就进一步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本报告。  

一、深圳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素质教育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既有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务工的，也有随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长大的的青年劳动力。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   整体年轻化，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多数未婚，主要来自省外

调查显示，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6岁，“90后”占24.8%；“80后”占54.2%；传统农民工占21%。说明80后已经成为深圳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其中，男性占39.3%，女性占60.7%，女性比例明显较高；未婚者占72.4%。

来自省外的新生代农民工占86%，来自广东省及周边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等省份的占64.9%，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比例较低，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就近择业增加，跨区域、远距离流动在减少。

（二）受教育程度较高，文化基础较以往好

调查显示，在深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学及初中文化占38.1%。高中（含中专中职）占47.4%，大专（含高职）及以上学历占14.5%。高中以上学历占61.9%，说明在深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文化基础远远超过了传统农民工。

（三）谋求发展动机强烈，目标长远，愿意吃苦，多数能适应现在的工作和城市生活

47.5%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将“谋求发展”作为出来打工首要原因；13.9%选择“开阔眼界”；仅33.7%将解决生存问题作为打工的首要原因。同时，66.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深圳工作获得的直接收益是“迅速成长”和“眼界开阔”；仅27.7%将赚钱作为来深工作的直接收益。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目标长远，提高收入不再是进城就业的首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判断自身的主要优势时，53.7%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能吃苦”，21.7%认为是“年轻”；把技术和文化作为自己优势的仅11%，更有13.4%无法明确自己的长处。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知道吃苦耐劳和年轻有活力是自己立足城市，赢得未来的最大本钱，认可需要付出辛苦努力才能有所收获的道理。

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50.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喜欢”， 46.8%认为“一般”，“不喜欢及厌恶”占2.7%。同时，占65.3%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工作比较适应，只有1.9%表示不适应现在的工作。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择业能力较强，不会强迫自己从事“不喜欢”的工作；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对城市生活工作以及价值观并不排斥，对乡土社会的怀念并不强烈。同时，也由于多数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重复性劳动，并不能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带来满足感和工作激情。

（四）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忧患意识，渴望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

调查显示，58%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今后打算创业做老板，希望成为技术人员的占15.1%，成为业务骨干的占10.8%，成为办公室白领的占11.5%。超高的创业预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浓厚的创业意识。

84.6%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最担心的不是“失去工作”、“拖欠工资”、“没有社保”，而是“知识技能水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没有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同时，72.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外打工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没有技术和文化偏低”，而将“缺少亲情”以及“城乡差异”视为困难的仅占14.1%。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忧患意识更浓，对于留在城市和实现人生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有着清醒的认知。

（五）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最受欢迎，多数希望得到本科学历

调查显示，47.5%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对较短时间内提高自身技能水平有迫切需求，最希望接受“2-3个月的职业技能培训”。说明，一是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2-3天的岗位短时培训”不看好，这类以操作为主的生产技能培训技术含量不高，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帮助不大；二是多数希望短平快，花较少的费用尽快提升自己以立足城市。

有54.8%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本科学历，32.5%希望得到大专学历，而愿意读中专的只有7.1%。数据分析表明，受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大专（含高职）及以上学历收入超过2000的占47.1%；拥有高级工资格收入过2000的只占34.4%。说明，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学历对工资提升的作用明显，高等学历的现实重要性超过了职业资格证书，因而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提升学历已经成为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法。

（六）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培训具有较强需求

调查显示，在深新生代农民工最希望参加的技能培训项目前三位分别为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和创业教育。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再甘心于他们认为“脏”“乱”“差”的高劳动强度工作，如电子电工、制造、汽修、建筑等，其需求较高程度地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

（七）主要通过自学和企业内部培训获得知识和技术，希望企业多组织技术培训活动

调查显示，为了获得知识和技能，29.9%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自学”，21.9%通过“企业内部培训”，21.4%通过认为“学校”，通过参加“社会培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只占9.3%。说明，一是社会培训不能满足农民工的岗位工作需要和职业发展，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影响力最小。二是工作之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以较少投入时间和金钱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因而其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必定是缓慢的。

56.6%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企业组织 “技术培训”活动，通过“干中学”尽快掌握生产技能（属于人力资本理论所指的专用性技能）。显然，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成本最小、见效最快。

（八）费用不高的情况下，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自费参加学习培训

调查显示，愿意少量投资（300-500元）来提升就业能力的有29.7%；愿意投资1000元左右占25.8%，2000元以上占13.6%；合计有69.1%；不愿意或者基本不愿意自费学习（为提高就业能力只愿意花100元以内的费用参加培训，这几乎不可能带来实质变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有30.9%。说明，尽管强烈的发展动机对新生代农民工投资教育有着明显的支撑作用，但收入不高、就业门槛低的现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多数农民工仅愿意为参加培训少量投入。

（九）政府政策与企业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影响最大

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绝不是单纯的金钱付出，也包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其他机会成本，激励在这个过程中十分重要。调查显示，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下决心参加培训的诱因很多，政府资助、企业内部晋升机制、从众心理、榜样引导等都会对农民工投资学习产生明显的影响。

三、深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调查显示，在深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以下问题：

（一）   多数从业岗位技术含量偏低，收入不高

83%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岗位技术含量不高；17%从事技工、技术员、工程师、设计和管理岗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高技能产业工人比例不高。

调查显示，84.8%的新生代农民工月纯收入低于2000元。因此，与城镇职工相比，明显偏低的收入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和扎根城市的信心。

（二）工作稳定性较差，在深工作时间短，未来方向不明确

23.1%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在1年内变换工作，50.1%选择在企业工作两年后变换工作，能稳定工作4年以上占26.8%。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性较差，但季节性工作流动大幅降低，跳槽频次下降；由于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未来发展，多数会在2年内对自己在现企业的发展前途和上升空间做出判断。企业应在这个周期内采取一些制度性的激励措施，留住表现优秀的骨干。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深平均工作时间为3.6年，在深工作6年以上者（基本可确定将在深圳长期工作）仅占19.1%；在深工作2年以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占90.3%。说明，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多从技术含量和管理要求较低的工作起步；5年后，其中的大多数人将因为自身知识技能不够、收入不高等原因而选择离开，仅20%能长期稳定工作，并逐渐成长为高技能产业工人。

调查显示，明确要“长期留在城市”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占19.8%，明确未来要“返回家乡”的占16.1%，对未来是否留在城市要“看情况”以及选择“往返城乡之间”的骑墙派占59.1%。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没有务农经历，返回家乡并不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但在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下，面对二元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文化抵制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新生代对自身的前途并没有一个肯定期望，对教育投资表现出犹豫的一面。

（三）多数未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成为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意愿不强烈

71.5%的在深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职业资格证，拥有初级证的有13.9%，12.1%有中级证，仅2.5%有高级工证。

只有25.9%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成为企业的技术或业务骨干。说明，由于技术能力和业务知识的提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时间以及某些机会成本，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主观上看走专业发展之路信心不足。同时，鼓励农民工长期留在城市的政策还不完备，政府引导不足，企业对高技能产业工人的培养和激励制度不完善，技术人才成才比例低，社会地位较低，客观上也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激励和环境。

（四）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与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既希望改变自身未来命运，又希望能对当前的工作与生活有即时帮助，需求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和矛盾。

首先，新生代参与培训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自身命运。因此，他们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能带来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工作的教育培训具有较强需求。然而，多数企业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主要限于短期的操作性上岗培训，重在解决现实的生产问题，对农民工长期发展推动不足。

其次，社会培训一般属于是盈利性质，为了生源有保障，一般只开设通用技能培训，不一定适合企业的实际生产需要，对农民工即时帮助不大；同时实力有限，网点少，就近学习几乎不可能。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也不认可社会培训。

第三，政府主导一切的农民工培训模式和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存在着培训内容雷同，偏通用性技能，脱离企业用工实际等问题。因而，企业急需技术工人的突出矛盾并未缓解。

（五）教育培训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无可奈何

调查显示，“缺少合适的内容和项目”、“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和“单位附近没有学校和培训机构”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学习培训的三大重要客观因素。 “学什么有用”、 “到哪里学”、“什么时间学”的问题均由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而产生，新生代农民工承受不起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因此，必须由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最大受益方，即政府、企业以及教育机构，通过可行的（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办法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避免市场失灵来予以解决。

（六）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参与更高层次教育培训的动力不足

调查显示，68%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的第一选择是休息、上网、逛街、看电视或者加班挣钱等，32%第一选择是学习培训和看书。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观念上并没有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教育成本仍被视为支出而不是投资。主观表现上，就是虽有发展目标，却没有在当前切实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水平付出努力。

（七）公益性教育培训受到极大欢迎，但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

78.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学习机会态度积极。

同时，如果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每周来学校上两次课，路途来回时间超过1小时，则43.3%表示不能坚持学习；路途超过2小时，几乎没有农民工能够坚持学习。

由于政府公益性的学习机会意味着能够节省可观的学习费用，而这种学习机会是一次性的，双方合作关系不会长期维持，因此某些农民工可能会通过“伪装”来隐瞒自己意志不坚定，根本不能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的私人信息，从而获得免费学习机会，进而造成低质量的学习过程。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将造成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课题调查与企业访谈了解的情况，为推动解决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在素质提升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促进他们向产业工人转变，本报告着重从维护权益、培训体系、激励和信息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督，维护农民工各项权益，促进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

由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引起的“技工荒”问题，不能通过工业化的降级来平衡，只能依靠劳动要素的素质升级来解决。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所造成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许多社会性、公共产品诉求等是严重失灵的，而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

1、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引导企业将工资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利润增长保持基本同步，推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

2、加大力度，依法推进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管理，明确各种保障，才能让农民工打消“候鸟”的自我认定，形成长期的就业预期，留在企业稳定工作。

3、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保证，消除政策性歧视和排斥，给予劳动收益递进的阶梯，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心理预期。一是进一步加大优秀农民工入户的工作力度，逐步取消对有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地的农民工户籍转入限制，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加大紧缺工种的计算分值，增加农民工积分入户计划指标。二是扩大社会保险参保率，消除依户籍、身份的医疗保险模式，实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农民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三是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四是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

（二）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的相关政策机制，搭建适合农民工参与的培训体系与培训平台，激励和引导教育机构、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职业培训

1、设立农民工培训管理机构。承担起统筹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工青妇等人民群众团体的职能，组织引导社会培训单位、用工企业、农民工三方参与农民工培训工作，明确各方职责，对培训内容、培训网点建设、培训经费等方面作出具体细致的安排部署，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和保障措施，激发各方积极性。

2、逐步形成政府统筹,重点依托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企业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社会化工作格局。政府除了财政上不断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支持力度外，更主要的作用是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形成用工单位、农民工个人和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的良好环境。

一是提供适合农民工在工作之余参与的文化信息消费空间与环境，否则他们很难融入现代都市文化圈和主动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消费生活中。因此要加强基地建设，按区域建设一批面向社会开放的职业教育园区和职业训练中心，建立各级农民工学校专门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等。

二是必须加大培训供给和财政支持，引导和鼓励会各类教育培训单位与用人单位、劳务输出(派遣)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结合企业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特点开展中短期通用技能类培训（职业资格证）、高等学历教育和引导性、城市适应性培训，方便农民工就近学习。

三是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作用，组织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各级工会可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支持，整合工会内部培训资源，持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示范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农民工需求的培训，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

四是企业在职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中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投资方式，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农民工培训。政府应从培养社会人角度承担农民工通用性培训的人力资本投入，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引导企业在专用性技能培训上加大投入。

五是以“迅速对就业或工作产生影响”为目标，加强适合企业生产需求的新工种培训研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培训。

3、建立健全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机制。各方投资主体都可以从农民工参与培训中受益并表现出乘数效应。因此，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

首先，政府除了原有的农民工补贴培训一般由签约认定的培训实施机构承担外，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岗位要求和技术更新升级的需要，依托自身培训机构和内训环境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凡农民工考核鉴定合格的，补贴经费直接核拨给企业。

第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和工会要推动和督促企业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把工资总额的1.5％－2.5%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足额提取和使用，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通过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形式，加强职工群众监督，确保经费总额的60％以上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政府同时对实施农民工教育培训成绩显著的用人单位给与奖励和一定补贴、减免税款。

第三，通过补贴培训机构，降低农民工学员的培训收费标准，开办低费、免费的素质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小额低息教育贷款制度以及对通过紧缺职业技能鉴定的农民工给予培训费用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民工个人部分出资接受高等级的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就业竞争力。

    4、建立健全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培训运作机制。实施农民工自主选择教育机构和培训内容的“培训券”模式，能使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拨付，转化为受益者对教育培训服务的购买力和看得见的福利，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同时发挥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各培训机构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选择、培育优秀的培训机构，加强监督和评估，促进培训机构在招生、培训、就业方面发挥特色，对培训券的预算、审批、发放、使用与回收加强监管。

同时，学分银行是适应农民工的学习特点，解决农民工持续学习的可行办法，通过建立学分累计、转换和转移，让农民工零存整取，随到随学，待达到规定的学分后获得相应的学历，充分尊重和满足了农民工的个性化需求，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为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开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和符合其发展特点的农民工培训工作。首先，应充分考虑新生代与传统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积极开展创新型创业型人才培养，逐步规范创业培训、项目扶持、小额贷款、创业跟踪服务的运作体系。其次，政府、工会和社会培训机构要承担起农民工的素质类培训工作，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通过帮助他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益、规模效益。企业要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设立职工书屋等文化娱乐设施，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企业要结合生产实际，利用企业生产环境和内设培训部门开展农民工岗位技术培训，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发展培训，充分了解他们的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意愿，帮助他们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使个人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得到最佳的结合。

（三）建立健全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激励与信息互动机制

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角度来看，只有建立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人力资本投入机制，提供一条农民工在企业发展的职业通路，将两者的发展目标统一到一起，保证企业和农民工参与培, 训都有合理的回报，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方的培训积极性。

1．企业应按农民工掌握与生产有关的职业技能和学历分级建立明确合理的调岗晋升机制，采取长期雇佣制度，将降低工作转换率，稳定技工队伍。既要提高他们的货币收益，也要增加其心理收益，如改善工作环境、卫生状况、地位权利等，促进农民工投资培训。

2. 企业和农民工双方都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一是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源观念，摒弃舍不得人力资源投入的短视行为和掠夺式用工方式。二是加强农民工素质教育和榜样宣传，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诚信、契约、职业生涯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认识，帮助他们按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正确择业，扎实工作，破除终南捷径的思想，珍惜公益性学习机会，一步一个脚印的稳健发展。

3.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造成的政府公益性教育投资效率的损失。政府可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公益性学习规则，要求缴纳高额保证金，来识别公益性学习申请者的私人信息，甄别出真正能克服困难，渴望学习提高并最终能够学有所成的农民工，阻止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减少不对称信息的负面影响。对于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其受益者首先是本人，其次才是社会，因此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理应由其本人承担相当的费用。

5．创造有利信息环境，增进农民工培训的信息互动，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困扰。一是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农民工教育服务网，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信息传播和分享的奖励机制，以农民工人人具有的智能手机为基础，及时分享有价值的培训信息，最终促进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广度和深度。二是把培训市场信息与就业市场信息相沟通，可使农民工在获得培训信息的同时获得就业信息，从而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取决于农民工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同，而更重要的是农民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与行动。内因是农民工自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