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家园•和谐社会——报纸接受对深圳移民城市归属认知的影响》课题成果简介

　日期：2011-08-17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媒体·家园·和谐社会

——报纸接受对深圳移民城市归属认知的影响》

课题成果简介

王晓华

研究背景

移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是移民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城市内在精神资产的前提。心理归属感，即是否把自己的身份归属于这个城市，是移民对城市认同程度的反映。一个城市，一旦她的社会群体对她产生美好的情感依赖，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把握移民对城市归属的认知状况，是培养社会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加强城市精神资产积累的基础，也是维持社会和谐，城市长期稳定发展的保证。生活在深圳的移民，究竟如何认同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是把她看成自己的家园，还是认为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

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对建构城市文化，确立城市归属感有着重要作用。早期传播学研究就指出报纸使社会“由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时代前进到以‘流行和革新’为主流的时代”。[1] 尤其在移民社会中，当“习惯和传统”不占有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媒介将构成社会“流行和革新”的主导，因此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城市归属的定位。本研究首先考察深圳移民的城市归属认知状况，并进一步以报纸阅读为例，通过对城市中三个不同群体对报纸接触情况的分析，探索大众媒体在深圳移民城市归属认知上的影响，以期对城市媒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共同致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移民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户籍制度对人们的身份归属有着重要的影响，合法身份的获得是移民建立对移入地心理归属感的基本条件。因为伴随户籍制度而来的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安全保障的差异，是形成人们对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最直接的因素。在深圳的移民中，那些从全国各地引进的，主要分布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阶层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多数拥有深圳户口，而占人口90％以上，构成城市体力劳动者主体的打工者群体，基本上都没有深圳户口，而且深圳的人事政策也决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很难获得深圳户口。因此，本文以 “户籍”和“出生地”为标准，把城市中的人群分为三类：本地人（建特区前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户籍移民，非户籍移民，重点分析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中的归属状况，因为他们是深圳人口的主体，而且相对于本地人和户籍移民，非户籍移民在城市中的归属状况最受争议，他们对城市的融合程度是影响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深圳移民文化调查”[2]，有效样本容量1130人，样本的性别、年龄结构保持了与深圳人口的总体水平接近。调查中以“户籍”为核心对各种人口进行了一定的配额, 其中本地人113人，户籍移民406人，非户籍移民611人，分析中各群体作为独立的子样本进行比较。

“镜中我”理论与深圳人的心理归属

实证资料证明，深圳移民对城市归属感的建立与法律身份并不完全一致[3]，随着社会的发展，非户籍因素对人们的影响日益显著，例如平等竞争机制，经济利益的共享，保险业的普遍兴起，医疗保障的健全，人生安全保障体制的完善，政府和社会对非户籍人口的关爱，以及户籍制度的相应调整，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已经不再只局限于持什么样的“户口”；因此，较之于户籍制度对身份的标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心理上对城市归属的真实定位。心理归属感是指人们把城市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思想、信仰等当成自己心理文化的一部分，并把自己完全融入这种文化中。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深圳的移民，移民的心理归属感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是否把自己看作是城市的一员，认同移入地的文化，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

在本研究中，把城市中的三个群体——本地人、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分别看作一个主体。运用“镜中我”的理论，提出这样的假设：对于某个群体而言，他们对自身心理归属的认知不仅来自自我的认识，而且也是社会上其他群体对他们身份归属的反映；因此在本研究中，要考察的是：

问题一：户籍移民，非户籍移民和本地人各自的归属认知状况如何？其中包括

1．              本地人对自身归属的认知，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两个群体对本地人归属的认知。

2．              户籍移民对自身归属的认知，本地人和非户籍移民两个群体对户籍移民归属的认知。

3．              非户籍移民对自身份归属的认知，本地人对和户籍移民两个群体对非户籍移民归属的认知。

在问卷中，我们把在心理上认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看作是对城市的心理归属，分别测量每个群体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其他两个群体猜想该群体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下表显示认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的人在各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其它两个群体猜想的比例：

表1. 三个群体对城市归属感的自我认知和相互猜想比较

上述数据显示：

1.本地人（83%）和户籍移民（76%）中都有80%左右的人认为 “深圳是自己的城市”，反映比较明确的城市归属感；非户籍移民中只有44%的人认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显示归属感不明确；三组群体中，本地人自认归属感最高。

2.每个群体自己对城市归属感的认知都高于其它组对它的认知， 而且非户籍移民看户籍移民或本地人的城市归属感比户籍移民和本地人两者之间的相互认知要高。（非-本80% > 户-本75%，非-户75% > 本-户69%；这些差别在统计上可能不显著[Penny1] ），户籍移民比本地人对非户籍移民的城市归属感认知程度高（户-非36% > 本-非27%）。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非户籍移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对城市的归属感（44%<50%；即未到半数的非户籍人口对深圳有归属感）；另外，本地人和户籍移民之间由于存在对城市所有权的争执，因此在相互认知对方对城市的所有权时都有所保留，即随着户籍移民对城市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加大，本地人群体边缘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作为土生土长的深圳本地人，心理的失落和对城市移民管理者的复杂情感使其对户籍移民城市归属权的猜测有所保留。而户籍移民在管理深圳的同时享受深圳发展的成果，在深圳建立的是与本地人文化截然不同的移民文化，社会语言、游戏规则、习俗文化与本地人的原有文化几乎是割裂的，因此在户籍移民的视野中，本地人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在对本地人城市归属感的猜测有所保留也在所难免。但是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之间相互的认同和理解程度高于本地人对这两个群体的认同。

“互动认知”理论与和谐社会

考察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归属的认知，除了了解某个群体的自我认知，我们还需要把握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认知和影响。“传播的基本功能是使两个或更多个体相互之间对外部环境中的物体同时保持意向。”[4]

一个个体对某一事件的态度通常受到他对别人是如何看待同一事件的认识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纽科姆称为“互动认知过程”（Coorientation Process），他提出“ ABX 模式”用来说明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传播[5]：其模式为一个三角形，三个点分别代表两个个体A和B以及他们共同环境中的X事件（如图2）。这个模式表示以下三种关系：

1．              A对X的看法

2．              B对X的看法

3．              A和B之间相互猜测的看法

纽科姆认为，“A对X的看法与B对X的看法相关，A有可能影响并且猜测出B对X的看法”[6]。

“互动认知”（Coorientation）和传播紧密相关，它既是传播的前提也是传播的结果。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有效沟通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共同的环境和相互能理解的语言或符号。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共识是传播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一点，持不同观点的传播双方就失去了互动和相互理解的基础。同样，没有能够相互理解的语言或符号，传播双方也无法进行互动。

此外，传播双方在传播前不同的互动认知情况有不同的互动认知状态系统(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相对应，每一类互动认知系统决定了一定形式的传播结果。图4.1－图4.4显示了不同的互动认知状态系统 (Hak Soo Kim, 1986)。在每个系统中，互动状态的每一个三角模型都是独立的（Mcleod and Chaffee, 1972），并且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归纳起来可以分为“高准确度”和“低准确度”两类关系。

A、高准确度（图4.1－图4.2）三角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

1）高同意度（agreement）和高一致性（congruency）决定了高准确度（accuracy）；

2）低同意度（-）和低一致性（-）决定了高准确度（+）；

B、低准确度（图4.3－图4.4）三角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

1) 高同意度（+）和低一致性（-）决定了低准确度（-）；

2）低同意度（-）和高一致性（+）决定了低准确度（-）；

可见在三角形的三对关系中，其中两对相同的关系推出第三对关系为正，两对相异的关系则推出第三对关系为负。由此我们推出四种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分别为：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the consensus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不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the dissensus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忽视互动认知状态系统（the ignorance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和错觉互动认知状态系统（the pseudo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

表2. 各个互动认知模型在同意度、一致性和准确度三方面的分布情况

（根据Hak Soo Kim的互动认知状态系统（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s）绘制）（Hak Soo Kim,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1986）

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A与B对 X的看法很接近，并且A猜B对X的看法和B对X的实际看法接近。这一模型反映A、B两者有很高的共识，而且他们也清楚彼此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理想的前传播状态，传播双方有共同的观点和背景，他们之间的交流也会更加顺利。

不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A与B对X的看法不同，并且A知道他自己的看法和B的看法有差别，因此他猜B的想法也比较准确。如果社会各群体之间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属于这种状态，说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疏离感，人们的集体意识不强，社会融合度不高，社会凝聚力较弱，可能社会各阶层之间会形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忽视互动认知状态系统：A与B实际上对X的看法相同，但是他们之间以为彼此的观点不同，因此在猜想对方观点时产生错误的判断。这种情况说明A和B之间沟通不充分，彼此不了解，需要增强彼此的沟通以消除误解。

错觉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它与忽视互动系统恰相反，A和B对X的看法实际上不一致，但是A错误地认为他和B的意见相同，因而他猜B的观点和B实际的想法之间就存在差异。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客观上两者确实存在差异，但是由于两者势力不均，强势的人更容易夸大彼此的相同点，而弱势的人对彼此的差别更加敏感，因此在强者猜想弱者时会忽视两者的差异性，错认为双方持相同观点；二是两者之间的沟通不充分或者不准确，对差异认识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差异被隐蔽，双方处于暂时的平静。一旦两者通过交流发现彼此的差异，双方的矛盾就可能突显出来。这种差别可能体现在物质上，也可能体现在精神上；认知差异将会引起群体之间相互排斥的态度，甚至可能成为矛盾或冲突的潜在危机，不利于群体之间的和睦与稳定以及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各阶层在某些方面差别比较大，如薪酬或者福利待遇，并且这种差别通过各种方式如群体间的人际沟通、大众媒体的报道等成为明确的认知，这种差异性就可能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如果媒体在反映社会不同群体时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不同的倾向性同样会夸大或者缩小各群体间认知的差异性。

用互动认知模型分析深圳本地人、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三个群体对深圳城市归属问题上的相互认知状况，如果同时以三个群体为主体做分析，情况过于复杂。在三个群体中，非户籍移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最弱，并且这个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也最有争议，因此本文只以“非户籍移民”为分析主体A，把“深圳是属于非户籍移民的城市”作为对象X，将本地人和户籍移民分别定义为三角关系中的B（分别用B1和B2来表示），模型建构如图5。

根据互动认知理论，需要测量三个群体之间的同意度（agreement），一致性（congruency） 和准确度（accuracy），相关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本地、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的互动认知模式测量值

注：三个群体中持“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这一观点的人在各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数表示。

上表显示：本地人、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中分别只有29%，33%和38%的人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三个群体之间的不同意度（disagreement）和不准确度（inaccuracy）都很大，分别为9%和11%，不一致性（incongruency）相对较小（2%）；根据互动认知理论，即他们之间呈现了高一致度、低同意度和低准确度的关系，构成了“错觉互动认知状态系统”。图形的左边显示：本地人和非户籍移民各持不同的观点，而本地人认为自己和非户籍人口持同样的观点，因此本地人在估计非户籍移民对深圳的归属感时与实际情况出入比较大（相差11％）。本地人群体同意“深圳是非户籍人口的城市”这种说法的比例明显低于非户籍移民群体自己的认知，而本地人群体

认为非户籍移民和他们的同意程度一样，都比较低，本地人在猜测非户籍移民的想法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非户籍移民身上，产生和非户籍移民自我估计的差别。客观上，这种差别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地人作为深圳土生土长的居民，当看到城市渐渐被更多的外来人口，尤其是没有户口的打工者所占领，而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由中心走向了边缘，因此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实际的利益上，他们都不愿意承认“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相反，非户籍移民则是带着梦想与憧憬来到这个城市，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城市的繁荣和兴盛，即使这个城市并没有赋予他们法律上的合法身份，他们在情感上也更愿意把深圳看作是自己的城市。两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是社会现实的折射。而导致本地人忽视这种差异，形成认识错误的原因，或者是两者之间的直接交流较少，或者是间接传播的影响。

图形的右边显示：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之间的互动认知关系为高同意度，高一致性和高准确度，形成了“同意互动认知状态系统”。说明他们之间的观点比较接近，而且户籍移民对非户籍移民群体的想法比较了解，因此在猜测非户籍移民的想法时比较准确。

报纸的接受与归属感的形成

有关移民社会的实证研究证实，媒介的使用有助于移民对社会的适应[7]，交往能力的提高，以及对自身在移入地的发展拥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8]。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社会的研究发现报纸有利于移民和移入地主流文化的融合和同化。[9]在前人有关移民的报纸使用情况的研究中发现，移民若更倾向于接触本地报纸，则表示他们更愿意接近移入城市的文化，对移入地的身份认同感越强。如果他们更倾向于接触非本地报纸，则表示他们对移入地仍怀有一定的疏离感，没有真正建立归属感。[10]深圳的移民作为国内移民，他们在语言、文化和习惯上和移入地区的差异没有像跨国移民那样显著，但是不同媒介的使用同样会对移民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本地报纸很重要的职能是协助政府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在反映城市不同群体的立场上，会倾向于弱化各群体直接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并尽力通过媒体表达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如深圳“关爱行动（指关爱外来工）”是报纸经常要报道的主题；而外地报纸更多从如何吸引读者的角度考虑，他们往往更愿意触及社会各种矛盾的话题，在报道倾向上多数时候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和话语，并不关注由此可能引起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而言，愿意接受本地媒体的人可能对本地事件比较关注，体现自己对城市的拥有感；他们中愿意接受外地报纸的人，可能具有比较宽容、开放的心态，排他性小，愿意接受不同文化，因此越接受外地媒体，则可能产生对外来移民群体的同情，并接纳他们为城市的一分子。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同属于移民群体，报纸接触对他们的影响会比较接近上述境外移民的情况，基于以上分析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对于户籍移民群体，接受本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假设二：对于户籍移民群体，接受外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不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假设三：对于非户籍移民群体，接受本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假设四：对于非户籍移民群体，接受外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不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假设五：对于本地人群体，接受本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不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假设六：对于本地人群体，接受外地报纸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

本研究将《南方都市报》作为外地报纸的代表，将风格、读者群和市场定位与南方都市报最接近的《晶报》作为本地报纸的代表。研究三个群体接受不同报纸的人对“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这一观点的认同是否有差异。分析的自变量有三个：是否喜欢阅读这份报纸？是否信任这份报纸？是否是这份报纸的订户？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即喜欢一份报纸的人通常对这份报纸的信任程度会比较高[11]，订阅这份报纸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三个自变量无法相互替代，本研究以三个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进行交互分类统计，在组合的18中关系中，以下五种关系呈显著。

1）订阅本地报纸的户籍移民和信任本地报纸的户籍移民更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检验假设的三个自变量中有两个与因变量的关系显著，假设一得到验证。但是订阅和喜欢阅读外地报纸的户籍移民对该观点的认同没有显著性差异，信任外地报纸的户籍移民与信任本地报纸的人有显著在该观点上有显著差异，但是与该观点的认同与“不信任任何报纸”的户籍移民相比明显高，假设二没有得到验证，即接受外地报纸并没有使户籍移民对“深圳是非户籍移民城市”的认同度降低。（表4）和（表5）。

表4. 订阅本地报纸的户籍移民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城市”情况

x² =4.468^(b) , df=1, p< 0.1

表5.户籍移民信任报纸与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交互分类统计

x² =8.672^(b) , df=3, p< 0.1

表6. 非户籍移民喜欢阅读报纸与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交互分类统计

x² =2.14^(b) , df=1, p< 0.1

表7. 非户籍移民对报纸信任情况和城市归属认知的交互分类统计

x2=8.099 ^(b) , df=3, p< 0.1

3）本地人群体在六组关系的检验中都不显著，即对本地报纸和对外地报纸的订阅、信任和喜欢三个方面都没有对其是否认同“深圳是非户籍移民的城市”产生显著影响，假设五和假设六没有得到验证。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媒体能够一定程度影响人们对城市归属的认知：不同媒体（如本地报纸和外地报纸）由于角度和立场不同，其影响也不同；即使同一媒介对不同群体（如本地人、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次，从前文的假设得到部分论证这一情况说明，媒介对移民的身份认知有影响，但其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这符合客观现实：因为移民对城市归属感认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保险服务等等，而我们的研究恰恰说明媒介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媒体能够一定程度影响人们对城市归属的认知，而且媒体角度的不同，如本地和外地的报纸，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同。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加入对不同报纸有关移民（更多以打工者为对象）报道的内容分析，则能更好地揭示不同的报纸倾向是如何影响移民的城市归属认知。

在一个移民城市中，媒体对于形成和谐社会，增强城市的内在凝聚力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melting-pot），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因此，移民城市的大众媒介要继续加强树立城市形象，创造和传播城市主体文化，同时给予各群体更多切实的关怀和积极的反映，培养移民对社会的心理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建设和谐融洽的社会环境，为整个城市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上述的数据分析是以双元分析为基础的，在控制读者的其他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职业）对三组人口分别进行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时，没有发现上述媒体接触对身份归属的显著影响；同时，在双元分析和回归分析中，只在一个变量上对本地报纸和外地报纸的影响进行同时考虑，其它两个变量在本研究中没有考虑两份报纸同时影响的问题，这是本文在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