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开放史专题研究》课题成果简介

　日期：2011-07-11   来源：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深圳改革开放史专题研究》

课题成果简介

黄玲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罕见奇迹，对全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组织业务人员开展了改革开放史专题研究，涉及的领域主要有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深圳特区建设、经济发展研究以及特区文化研究等，完成专题论文17篇，约15万字。现将课题成果报告如下：

一、        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与深圳的研究

深圳是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黄小华的论文《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研究》和《江泽民特区建设思想研究》，探寻邓小平与江泽民的特区建设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认为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集中反映。江泽民特区建设思想是在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对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造，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思想智慧的结晶。

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谷牧以坚强的党性和顽强毅力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建与发展。王晓杰在论文《谷牧同志与深圳经济特区》中，重点研究了1979年到1988年期间，谷牧与深圳经济特区创建的历史。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特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谷牧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打开国门，实行开放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为特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受党中央委托，直接为深圳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解决了深圳特区许多重大问题，并先后16次亲临深圳考察与指导。他贯彻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和要求，抓住特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特区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方针，有力地推动了特区的发展。在特区工作中，谷牧顶住压力，排除非议，坚定不移地支持特区，热情扶植特区，表现出了谦虚的品格，务实的精神，干练的作风和高超的领导才能。

深圳的崛起也引起了外国政要的关注。詹延钦在论文《李光耀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中，指出李光耀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知名政治家。他不但领导新加坡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对世界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有远见卓识。1985—2005年，他先后5次以总理和内阁资政的身份访问深圳，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崛起和发展变化，与深圳这座中国经济特区城市结下深情厚谊，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深圳特区观。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许多思想言论反映了一位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成为世界政要、学者们研究深圳经济特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武器。深圳的光明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李光耀以他个人独特的眼光正视深圳经济特区的崛起，并以之作为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而深圳特区的成功崛起，充分验证了李光耀的预言，它向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二、        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研究

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并因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改革开放给这个昔日的边陲农业县带来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农村变为城市，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黄玲的论文《中共深圳市委决策对深圳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变迁的影响与变迁特点》，从深圳市经历的奠基初创阶段（1979—1992年）、增创新优势阶段（1993—2002年）和率先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1年）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变化，探讨中共深圳市委的重大决策对深圳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变迁的影响和变迁特点。文章认为，自1979年建市以来，深圳的城市发展变化巨大，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变迁调整，其发展变迁的历史与国家变化的大背景、与国家对深圳特区的定位要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与中共深圳市委在各个时期的重大决策紧密联系的。深圳对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极为重视的，先后多次进行修编和调整。其特点是：市委有战略眼光，重视规划，善于借鉴，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规划范围先特区后全市，逐步推进，形成一体化；目标不断调整，最终定位国际化。深圳的城市发展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有力推进的，市委在各个历史时期适应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制定并不断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策略，从而保证深圳30年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创造出“深圳奇迹”、“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益”，深圳也因此从一个边陲小县建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大城市。

王地久在论文《宝安农民对深圳的贡献》中，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宝安农民。认为深圳建市30年，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的英明决策，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时，更离不开深圳市民的辛勤劳动。在这浩浩荡荡、承前启后的建设深圳大军中，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主体，也有固守家园的本土居民---宝安农民，他们“敢闯敢干”，对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主要有：宝安农民60年代试水开放，1961年县委制定了一个适当放松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开展小额贸易，为打开封闭的国门做出了有益探索；宝安农民70年代疾呼改革开放，宝安县委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农民诉求和建议，得到了省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促成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宝安农民先行先试，创造了无数个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如创办外贸生产基地，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恢复实行边境小额贸易，率先突破僵化的外贸体制，率先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开辟中国招商引资的先河；宝安农民“洗脚上田”，为深圳城市化进程做出了无私奉献。同时，宝安农民也是深圳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大受益者。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革，并于2005年全面完成农村城市化，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的城市。刘耀的论文《深圳城市化进程的过程》，通过考察深圳城市化进程，介绍了城市化的内容及特点，分析了城市化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深圳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城市化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条件。没有农村城市化，就没有深圳今天的发展。农村向城市转型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路径。农村城市化不仅包括农村物质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的改变，也包括农村管理体制的城市化改革。深圳农村城市化的过程、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对内地其他城市的农村城市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一道特区管理线横亘于深圳市的中部，“关内关外”20多年来成为颇具深圳特色的一个名词。2010年７月１日，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从原来的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四区延伸到全市，二线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被纳入到特区范围，特区面积从395.8平方公里扩大至1952.8平方公里，深圳发展迈进了“大特区”时代。张劲在论文《关内关外——深圳的特区管理线与城市一体化》中，考察了特区管理线的设置和启用，关内关外行政区划的演变、特区之特与一市两法问题以及特区扩容的经过，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化大潮下，为了适应城市一体化的需要，特区扩容问题逐渐摆上台面并最终成为现实。特区扩容后，原来的特区管理线仍然暂时保留。这条特区管理线在历史上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后一段时期里，仍然会陪伴深圳城市一体化的进程。这条见证了一段峥嵘岁月的特区管理线，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日子里，仍然会继续陪伴着深圳城市一体化的进程。如何充分协调好二线关与深圳城市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将是今后大特区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经济布局的一大命题。“关内关外”，这个颇具深圳特色的名词，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其深深的印记。

1992 年7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副省级城市有了立法权，这在全国还是第一个。毛剑峰在论文《深圳立法权行使情况研究》中，探讨了深圳立法权的取得及行使情况。认为深圳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立法规定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巩固改革的成果，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从而保证了改革的合法与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得授权的特区立法权，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特区法规框架，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当中最基础、最根本的成就。回顾历史，从199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开始，深圳的立法工作由局部到整体，由单项立法到系统立法，由打基础到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体系，可以说是逐步走向深入，其覆盖面也从特区扩大到全市，立法内容也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已经覆盖到方方面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目前深圳的各个主要领域、各个行业已经基本有法可依，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依法、规范、有序运作。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实践为特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法律上提供了引导、推动和保障作用。

深圳毗邻香港，香港在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对深港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深港边境态势也由此发生演变。周华的论文《试论改革开放与深圳香港边境态势》考察了深港边境100多年来的历史，认为自清末以来，深港边境是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前沿，见证了中国从列强入侵、领土割让到逐步走向独立自强的百年历史。改革开放对深圳香港两地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深港边境态势发生历史性演进的关键。深圳因改革开放而崛起，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边境地区的群众偷渡外逃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英双方在深港边境的冷战对峙逐步转变为对话与合作，边境口岸建设迅速发展。改革开放最终促成了香港回归，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启了“一国两制”框架下深港逐步融合的新时期。深港边境成为“一国两制”的对接区，成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国内特殊管理区，对于深港融合共建国际大都会，促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关于经济发展史研究

深圳作为中国建立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其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王硕的论文《深圳对外开放源起》，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个层面的对外开放尝试，安定边防：从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到“三个建成”，创新体制：中央提出创办特区的决策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深圳对外开放之路，与香港的命运紧密相连。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出于政治考虑，对港澳确立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60年代初，香港经过近十年经济转型之后迈上现代化之旅。深圳对外开放之路，对香港开放之路，也断断续续从这时起步。

李钢、李丹红合作的论文《证券市场20年股票发行机制改革研究》，考察了1990—2010年的证券市场，认为从1990年12月以深发展、万科为代表的深圳“老五股”和以飞乐音响为代表的上海“老八股”分别登陆深、沪证券交易所，到 2010年 12月 31日 “丰东股份”上市，20年间共有近2000只股票分别在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额近3万亿元，A股总市值达到24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20年间，国内证券市场股票发行与定价机制从90年代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和“额度管理”、“指标管理”等带行政色彩的股票发行机制到后来的“核准制”与“上市通道制”再到目前的“保荐制”、“询价制”等市场化的股票发行机制，股票的发行定价也从最初的“按面值”定价到“由监管机构或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定价，从“固定市盈率”定价到“区间范围内累计投标竞价”和“总额一定、不确定发行量、价格只设底价不定上限”，从“区间累计投标询价”再到目前的“累计投标询价”，这一路走来，无不见证了国内证券市场的成长史，是国内证券市场从“幼年”到“少年”、从“少年”成长到“青年”的真实写照。

傅曾阳的论文《深圳利用外资历史考察》，认为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窗口、试验田的深圳经济特区，在利用外资促进改革开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利用外资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考察深圳利用外资的历史，探讨经济特区利用外资政策及其演变、利用外资的实践与发展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温故改革开放30年经济特区的发展史。深圳经济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利用外资的成功，改变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及其经济特区的认识。

黄瑞栋的论文《深圳民营经济发展历程（1979—2010年）》，回顾了深圳建市和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认为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分起步摸索和稳定发展阶段（1979—1992年）、快速发展和转型提高阶段（1993—2002年）、率先科学发展（2003年至今）阶段。文章认为，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民营经济逐步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民营企业规模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初步培育出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取得明显成绩，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民营企业成为深圳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力量。深圳民营经济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运作机制，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机制确保了民营企业有旺盛的生命力，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深圳民营经济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落实不到位；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商务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深圳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四、        社会文化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深圳社会文化建设也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圳社会文化。

岳颖、黄卓践的论文《深圳文化理念发展沿革》，回顾了深圳特区建立初期至20世纪 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世纪之交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发展理念，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建设，深圳实现了从所谓的“文化沙漠”到名副其实的“文化绿洲”的历史巨变。文章探究了深圳特区的文化创新功能和文化示范作用，对深圳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进行了探讨。认为，深圳历届市委市政府具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推进文化发展的战略意识，牢记经济特区的使命和任务，不失时机地抓好文化建设，创造性地扩大特区的功能空间，相应地形成了与各个历史时期相适应的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制定并延续、更新了具有超前意识和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战略。深圳文化之所以能超常快速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内，实现了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的历史巨变，树立了全新的文化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深圳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理念都有明显的创新特色。此外，深圳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进程，面临的任务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文化发展理念的更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过程。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形成新的特色，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新成就。

王硕在《诗文中的改革开放一页》中，选取邓小平、胡乔木、袁庚、赵朴初等人的诗文，对80年代前后深圳特区的开拓史，尝试作出一些新的解读。认为思既往，新旧交替的20世纪80年代颇有汉唐风度，这个年代留下的不少诗文，给后来者一种几可触摸的生动的历史图景。与纯文艺作品相比较，所举诗文多系旧曲谱新章，文字中间，铮铮而鸣的，是实践者们相通的襟怀和气度。诗言志，文以载道，千年如此。以连贯的大历史看，这批实践者的部分诗文，不乏文化史上的新意义，值得纪念。

深圳改革开放30年，是全新的30年。沈晓娟独辟蹊径，在论文《词汇中的深圳30年》中，精选了中英街、“窗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直选 、外来工 等30个最具深圳特色的词汇，从中管窥深圳30年的改革巨变。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词汇是反映时代特征的一扇小窗户，折射出的是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众多与新事物、新变化相适应的新词汇应运而生，为汉语这种全球最古老的语言涂抹上一层鲜明的时代色彩。30年的变迁，被小小的词汇浓缩其中。例如，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知名度最高，对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这句在今天看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这句标语表示了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是富兰克林的《致青年商人》一书，后来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说过，可真正让这话成为口号的还是深圳蛇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早期，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在香港代表招商局与香港一集团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回到蛇口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蛇口到整个特区，进而风行全国，引发和振动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成为内地美誉“特区速度”的有力佐证。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深圳则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种模式。

以上课题研究，从不同侧面探讨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通过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总结归纳，力求使专题研究做到历史叙述与理性思考、实践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存史资政，启迪后人。深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对于我们结合实际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对于推动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