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报道 | 王晓明：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在时间上，鲁迅其实与我们不远。鲁迅（1881.9-1936.10）辞世的时候是56岁，如果他再活20年——现在的人一般都能活到八十岁，那他辞世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出生，可以说与我们是同时代人了。

鲁迅和我们面对相似的“今天”：剧变中的“今天”。如果今天和昨天差不多，那么人通常不会多想，若是今天和昨天很不一样，昨天的经验不够用了，那么人就必须想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这是怎样的现实？

终其一生，鲁迅都在想：这是怎样的现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它会通向哪里？他进一步发现：今天之所以令人困惑，不只是因为它在剧变，还因为它同时又在很多方面没有变，与昨天、甚至更久以前差不多。巨变与不变混在一起——有一些不变，恰恰是以剧变的方式保持了不变，因此，常常看起来是剧变的现象，深入下去看到的，却是顽固的不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对“今天”的深究，势必要扩展到“昨天”和“更久以前”：它们不只是造就今天的历史原因，更同时是今天的一部分。越是这么理解今天，越要远望未来：会不会有跟今天不一样的明天？鲁迅是一个竭力深究现实，并因此深究过去和关注未来的人，而非聚焦在“未来” 或“永恒” 的人。

今天，我们正面对着剧变的现实，面对着剧变与不变相混杂的现实，因此也需要深究今天与昨天的关系，想象今天与未来的关系。这就需要了解鲁迅，看他如何深究他面对的现实。当然不只是鲁迅，所有深究现实的思想家，对我们都有参考的意义。

鲁迅看人衡世的视角和侧重点：首先是“人”，再进一步是“人心”。

这并非他独有的眼光，而是中国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别的眼光。

远的不说，就说龚自珍，他比鲁迅早了大半个世纪，他就认为，区分不同的世代：盛世、乱世或者衰世，关键是看“才”（有是非有理想的优秀的人），“才”的状况和遭遇，是分辨世代的第一标准。

再比如严复，他是鲁迅的老师辈的人，他在甲午战争之后写下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说：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战争，或者虽然有这样的战争，但我们幸运地打赢了，这样的情况，在他看来反而更不好，因为这会让国人在明明陷入危机的时候反而非常自满，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错失了自我反省、改变社会的时机。所以，在严复看来，人的普遍的状况是自满、虚骄的，还是清醒、反思的，这比一时的胜败更重要。

不过，龚自珍和严复那几代人所关注的，主要都是社会上的精英阶层，读书人或士大夫的人心状况，鲁迅就不同了，他也看知识分子和精英的人心，但是他更多是在看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心。

鲁迅最有名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未庄，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全景缩影，未庄里有当权者也有老百姓，鲁迅自己也是出自与赵府类似的家庭，但是这部小说中的立传的对象，并不是赵老太爷这些人，而是阿Q和他的同类。可以说，鲁迅其实更多的是关注普通人，关注被压迫的老百姓的人心。

这就是鲁迅思想的主要方法：总是从人和人心的角度，而且往往侧重于普通国民的精神状况，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与世界。

1. 什么是现实的关键因素？

鲁迅做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辈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最初流行的一个词叫“三千年未遇之变局”，意思是说，现在中国遇到了危机，而这个危机是几千年都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是用过去的经验没办法理解和对付的。接着认识更深入了，就出现了“国民劣根性”这个流行词，意思是说，这个危机的最根本的地方，在于中国人出了问题，从体力到道德都很差，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国民性”本是一个外来词，当时的人觉得这个词有用，就流行起来了。

到了鲁迅这里，他对于现实的关键点的判断修更明确和具体了，叫“愚民的专制”。

鲁迅对“愚民”的认识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最初认为他们是真的糊涂无知，因此是在铁屋子里“昏睡”，后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昏睡，而是觉得挣扎和反抗没有用，不如干脆装睡。所以鲁迅说，“愚民”的根本原因在于“怯懦”，有糊涂，但不完全是糊涂，而是他觉得没有办法反抗。

在鲁迅看来，“愚民的专制”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是精英愚弄百姓，精英自己并不愚，很聪明，他认为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得太多，正如《论语》里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这样的状况持续久了，精英也会被这个状况所改变，最后精英也变成了愚民，于是愚民构成了社会的主流。1930年代，一位外国记者问鲁迅：“您笔下的阿Q现在如何啊？”鲁迅哈哈一笑说，“他们正在南京政府里做官呢”。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

民众是社会的基础，所以人们常把民众比喻成泥土，但鲁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人民不一定都是泥土，在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灰尘，在灰尘中是长不出好的花木的。在我看来，这是鲁迅对“愚民的专制”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扩展。

鲁迅当然明白，人民的“一盘散沙”，是被当权者和社会环境“治”成的，因此，他要深究那个把人民“治”成这样的历史。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到：历史上歪歪曲曲就写着“吃人”二字。你看，他看历史的时候，着眼的不是帝王的丰功伟绩，而是这个历史对人的影响：焦点还是在“人”。

鲁迅所说的“吃人”，主要不是指真的把人杀掉，而是把人变成灰尘一般，只受本能的驱使，如动物一般只知道自私求生，而不懂得最求“真善美”的人形“非人”。

鲁迅以这样的角度看待中国，也以这样的角度看待世界。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主要由西方现代化推动造成的现代世界，已经形成席卷全球之势，中国也被卷入其中，被迫改革自救。鲁迅知道，中国必须按照这个现代世界的规则改变自己，所以他鼓吹“拿来主义”，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以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法则。

但鲁迅同时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兽性”主导的世界（弱肉强食、人类妄自尊大……），因此，中国不能为了适应现代世界而“自返于兽性”。

鲁迅之所以对现代世界有这样多面的看法，关键还是在于他的眼光：他关注的是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强化的交往之道。如果单看物质状况，那与以前的世界相比，现代世界大大增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但是鲁迅最在意的，却不是物质财富、高楼巨轮和科技进步，而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强弱关系所强化的交往伦理。

2. 什么是改革现实/社会的重点？

鲁迅有个很有名的说法——立人，他说，人能立起来，国也就能立了，创造一个新中国的关键，是要有新的中国人。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鲁迅说，是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硬骨头”——这是与愚民的“怯懦”正相对立的精神品格。

鲁迅之所以强调历史“吃人”，就因为他知道，即使经过这么漫长的历史，还是有很多没有被这么吃掉的人，正是这些人衬显了被“吃”是什么意思，并且让鲁迅有激情去揭发“吃人”。

但是，人的进步是很慢的，所以鲁迅有时候愤激地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总体来看，他还是认为应该“从改革国民性入手”，还是盯住“人”。

所以他弃医从文，从救治肉体生命，转向改造无形的灵魂。

所以他践行“韧性的战斗”、“不期速胜”，甚至“不期必胜”。改造国民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奋斗不应该出自“很快就能胜利”的判断，而是出自即使看不到希望也要奋斗的意志。

3. 改革的未来的可能是怎样的？

鲁迅早年的历史观是所谓的进化论。但到1920-30年代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大时代”。这个词不是指伟大的时代，而是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身体出了问题，于是身上的健康细胞与病毒开始斗争，斗争到了极点，要一决胜负了，而胜负无非两种可能：或者“由此得生”，社会逐步恢复健康，或者“由此得死”，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个最后决战的时刻，就是“大时代”。

鲁迅说，他所面对的社会，还没有到达“大时代”，而是正在接近“大时代”，处在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当严肃地判断从现在到未来的走向的时候，当然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政治状况、国际形势等等，但在鲁迅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人与人心。物质或者有形的状况，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支持“历史=持续进步”的观念；但在与环境/制度持续互动中形成的“人/人心”的变化轨迹，却多半很难证明，历史是在持续地线性进步的，相反的情况也非常多。所以鲁迅才会采取这样的判断方式：不是说将来一定会怎样，而是说矛盾正在不断地激化，各种问题正在尖锐化，他似乎是觉得，对于置身于社会动荡中的人来说，那种“矛盾冲突正在激化”的感受，是最真实可信的。

所以，鲁迅有个几乎是特有的自我激励的思路：对于革命一定成功这件事，他早年就很少谈，后来就完全不谈了，他不把自己的奋斗寄托在一定成功这一点上；相反，他说自己是“绝望的抗战”，这看上去很悲观，却让他不容易被失败感和挫败感压垮。他用“绝望”这样激烈的词描绘自己的精神支点，正说明他是决心无论怎样也要继续奋斗了。

4. 现实中的个人处世。

最后简单说介绍鲁迅与人交往的特点。

他会与怎样的人做朋友？总的来说，他是品性重于才华，道德高于事功，喜欢朴实、诚恳、正派这些品格的，这些远比地位、身价、立场和名声更重要。

在这方面，鲁迅可能也是受他老师章太炎先生的影响。章太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具体的就不展开了。

鲁迅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注重人和人心，总是从这个角度去评判和深究现实，包括深究现实背后的历史和未来这一个方面。

这也是与今天关系最大的一个方面。当今社会，人口众多，社会变化很快很大，挫折和困难也很大，容易“内卷”…… 在这样的状态里，人与人心的状况就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越是重物轻人、功利至上的观念日渐膨胀的时候，鲁迅这样的的思路和眼光，就越显出对于今天的意义。

从前讲人性，后来讲国民性，再后来讲精神文明，今天又流行讲三观：这些词的用法和含义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共同凸显了一个一百多年来贯穿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大问题：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官民上下一定得有大器之心，如果我们缺乏理想，轻视精神，也不勇敢，只看眼前，只顾自己，理直气壮地斤斤计较，除了物质利益，别的基本无感，那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好的生活和好的国家。

这是今时今日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大问题，也是鲁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

关于从人和人心的角度判断社会现实，我的理解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观察人本身的精神状态。比如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是积极昂扬、充满自信的，那么这是一种较好的状态；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处于紧张、焦虑、惶恐，甚至沮丧、失败感，那么说明这个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二，观察人和人的关系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判断社会人民状况重要的指标。比如人和人之间相互友善、彼此信赖，那么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是人性比较好的社会；反之如果大家都互不信任，甚至彼此勾心斗角，以邻为壑，那这就是个糟糕的状况了。在鲁迅所处的时代，那种互不信任、以邻为壑的现象比较普遍，反观今时今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会好很多。这些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性的问题，这些年社会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在很多事情曝光的时候，对于陌生人持警惕、戒防的态度，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社会信任。有些相处，看似交往甚密，但是其实他们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利益框架的机制上的。这种把利益看得比情意更重的现象，表明对人心缺乏一个基本的行为。

第三，人和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到达这个层面，其实和前面两点是彼此关联的。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能够普遍互相信赖、互相友善，那么理所当然会对这个社会更有信心，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从国家角度说社会制度、国家政治治理状况，其实也能够影响到每个人的精神状况。

这三个层面其实也是包含在鲁迅的作品当中，它们互相关联。正是因为这三个层面的互相关联才使得鲁迅的作品拥有这种思想意识。而且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观察现实的方式对今天来说也是一种共性。

倪伟老师提到鲁迅从人和人心的角度去观察他所处的社会；王晓明老师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提到无论是人心、国民性、精神文明，还是今天流行的三观，实际上都是我们对于中国、我们中国人在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时候，那一条100多年来贯穿始终的线索。

今年正好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中国有句古话——人生70古来稀，140年也许对于一个人来说算两辈子了。从鲁迅出生到今年的140年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犹记得那时候我阅读李哲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他说中国有六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康有为、章太炎那部分人，鲁迅属于第二代知识分子。我觉得第二代知识分子跟今天所有的中国人联系是最密切的，因为第二代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的知识分子，因为鲁迅真正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始于1960年。

鲁迅是20世纪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广为流传，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日俄战争又称为“零次世界大战”，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它是一场预演。鲁迅在世56年的时光，经历了零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把1931年918事件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那么鲁迅也算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了。

十九世纪，西方代表了人类的黄金世界。全人类都要向它看齐，朝他努力，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被消灭。但是就是这样的典范，到二十世纪爆发了惨绝人寰的战争，突然觉醒意识到这条本来视为典范的路走不通。于是，鲁迅想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是不是可以开辟另一条道路。实际上走另外一条路是非常艰难的，直至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世界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只有西方经典的现代化道路。

再这样的背景下，能重新理解鲁迅的“绝望的抗战”。王晓明老师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我们如何理解鲁迅的苦痛，是因为他个人找不到出路的苦痛；还是为周围的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痛；还是他心事茫茫、惶恐，个人与民族、人类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去走一条人类从未涉足的道路，不仅未知甚至可能行不通所带来的苦痛？在这样的意义下，鲁迅认为我们要反看绝望，所以在鲁迅的很多文章中都在表达——我不能够承诺你们一个黄金世界，不能够承诺未来的希望是美好的。包括鲁迅那句“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强调自己是要跟黑暗一同消失。

在鲁迅诞辰140周年的今天，这对个人来说是漫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来讲，还仅仅处于对自己未来命运探索的过程。鲁迅给予我们的启示，无论是今天或是在未来更长的道路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类对于另外一条道路的探索，向生还是向死并不是一个非常明了的结构。

在王晓明老师的间接影响下走上了鲁迅研究这条道路，今天重听王老师的演讲，有以下三方面感受：

第一，法国一位思想家对所谓现代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就是不同于古代，现代指人们立足于当下想要改变现实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其实鲁迅跟这个英雄不一样，鲁迅曾经非常坦诚得承认他并不是一个英雄。鲁迅的内心非常复杂，他既让我们“恨”，又让我们“爱”。“恨”在于他揭露了中国国民性的伤疤；“爱”在于他对国民性、对未来、对我们民族的人心，对我们民族未来抱有的一种热望，还有他笔下充满诗意的文学。

第二，在重读王晓明老师《鲁迅传》之后有一个深刻的感觉：鲁迅看待现实的方法，第一个标准是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人心。鲁迅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他感受国民性的出发点就是人心。我们经常把鲁迅视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其实他和欧洲的启蒙思想是不同的。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更多是从理性出发，按照理性的要求人类会自动戒备。而鲁迅是间接在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强调理想和感性的一种和谐发展。鲁迅早期是按照浪漫主义去看待这个社会，但是在回国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例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战争等政治事件）之后，他看到的是一系列感到失望和不完美的人性。这种时期他不断地向朋友提问题——什么样才是理想的人性，那么感性和理性的和谐是理想的人性还是其他？所以鲁迅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漫长历史当中我们国民性所谓懦弱、卑贱的国民性形成的原因，由此他走向了历史，这是鲁迅思想的特点，从历史中去观察人和观察人心。

第三，鲁迅改造现实和社会的出发点。鲁迅不再坚持过去那种所谓的唯文化、唯思想的观念，也不是简单的唯物质的观点，他走向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道路。同时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这一批知识分子，鲁迅和韦伯等都是一致的。韦伯经历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国帝制的覆灭、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他在政治态度上从自由的保守主义者转变成民主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积极的民主主义者。韦伯更多的是认为民族、国家都是意识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财产而形成的一系列暂时性的团结共同体，那么人心是这样，人性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这些生于战乱的知识分子第一个特点就是权力、政治。人类目前看到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在战斗、冲突，甚至在残酷的战争中形成的。所以改造国民性永远不是属于精神和文化单纯的因素，一个国民性的形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这是鲁迅给我们启示。精神、文化，还有物质要结合起来，这才造就了鲁迅的另外一个面容——精神界的战士。

鲁迅不仅是思想家，更是一个特别在乎人与人心的作家，怎么思考鲁迅对于我们的意义？

“街灯的光穿窗而过，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悉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悉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这是1936年，鲁迅临终前写下了《这也是生活》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表达中，鲁迅把那些日常的所见的，家中的环境、自己的劳作、朝夕相处的书桌和书堆、窗外无边的暗夜与在暗夜中挣扎、奋斗的无穷远方、无数的人们，这些事物在鲁迅的笔下那么自然地连在一起，家国一体。在这样的书写和思索中，人在生命最终时刻的那种反省，是重新确定自己生命的意识和价值的追求。像这样一种家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和精神劳作，就像我们每个人所坚持的那份工作、那件事情一样，并不会因为日常的琐碎而失去意义，相反恰恰构成了我们生活中实在且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生活经验中最基本和最稳固的核心基础。

鲁迅终其一生都是在绝望中抗争的战士，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会把日常和战斗割裂、对立起来的。日常和战斗彼此相连、密切相关，日常生活劳作是为战斗积蓄了心力和能量；战斗为琐碎的、繁杂的生活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意义。所以真正勇敢的战士是以日常为根据地，不断地去突破、前行的。他扎扎实实的踏在土地上，沉入到社会生活中，有形无形的和周围的人在一起，这大概就是鲁迅作为战士的本色，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理解的“绝望的抗战”的精神所在。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这是鲁迅1921年写的《故乡》的结尾。鲁迅在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其实是鼓舞和体贴，甚至是砥砺每一个在艰难行径中坚持往前走的人。在这样一个看似各自独立，又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关联往前走的过程中，每个人一定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些时刻，甚至可不可以希望有那种能让大家产生共情、共鸣，乃至可以灵魂共振的那个时刻。

鲁迅今年140岁，沉沉浮浮100年。鲁迅，包括整个鲁迅文集和阅读鲁迅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迹象。1998年，北京文学刊发过一篇在当时引起震荡的文章——《断裂》。全国56份档案，当时作家提出了很多问题：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家，请问鲁迅在当代中国有无指导意义？当时调查数据统计显示有98.2%的作家不以鲁迅为楷模，有91%的人认为鲁迅对当代中国已经没有指导意义了。

这个数据，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惊讶。在那个个人写作、民间思想、情感写作都特别喧哗的年代，只有3.6%的作家认为鲁迅还有意义。当然我们知道鲁迅不可能被拉下马，不过是一个时代幕布。

鲁迅在今时今日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文学现象，比四大名著还要厉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和时代有如此精准的链接关系。好像每个年份都能从鲁迅身上照见自己，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一个鲁迅，2001年的鲁迅和2010年的鲁迅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表征。

从2001年开始，鲁迅或者说新世纪的鲁迅有一个新出发。鲁迅从各类刊物中走到互联网来了，在网上关于鲁迅的论坛非常多，实际上单单是鲁迅的表情包就是中国其他作家表情包的总和了。鲁迅被拉入日常生活和上个世纪要被拉下来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全中国学生最害怕的男人。“学医救不了中国”是鲁迅的名言，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标准答案，网上跟帖的非常多，包括“学医救不了秃头”、“学医救不了猪队友”等等。过去的鲁迅只有“脑袋”，而表情包在鲁迅身上是获得了肉身，而且这个获得肉身的鲁迅能走得更远。

王晓明老师给予鲁迅的关键词都是“脊梁、绝望的抗战、斗士”这类，而对于我来说，鲁迅可以是喜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改变了鲁迅的神话史，鲁迅的修辞风格也进入了民众的视野，这也是鲁迅真正大众化的开始。换言之是“表情包上的鲁迅”超越了“刊物上的鲁迅”，当代“教科书上的鲁迅”终于能以浑身的方式重新被理解了。鲁迅能在这个大时代被理解，说明鲁迅从来没有走远过。

鲁迅有一句话不只体现了他的谦虚和批判性，还体现了一个比批判性要更根本、更深刻，一个在他所处的年代很难做到的事情。

鲁迅的这段话提醒我们：对鲁迅而言，他的文字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文学，而是完成与时代的交锋，完成与这个时代同时代共在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甚至可以谈论自己的时代，但熟知并非真知，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但并不等于我们真正自觉的了解自己的同时代。

对于一般状况而言，在各自谈论自己时代或者与自己时代相处的时候，应当从时代中抽身出去，和时代划开距离，然后在距离外运用自己既有的知识、经验去打量、审视、评判这个时代。这种方式其实是相当安全的，甚至于这种批判也是相当安全的。

鲁迅提供了和时代共在的自觉性。和时代共在指：以时代为自己的时代，以时代的状况为自己的状况，以时代的病痛为自己的病痛。这是一个对于思想上来说并不安全的位置，因为强烈地将自己投身于时代，而对这个时代产生负重的感觉。会使自己的思想陷入到一种不设防、不充分、无效、短缺的危险状态中，但也正是这种状态，恰好成为了新思想产生的一个奇迹。

所以，当我们把握了自己思想的不充分、思想的危险和思想的不安分这些状况之后，就要开始学着创造自己的思想。一旦达成了这样的意识之后，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不再是旁观的关系，我们和思想的关系就不再只是现成的既有思想成果的消费者的位置，而是思想创造者的位置。

孔子是谁？孟子说孔子是生于世者也；那么孟子是谁？孟子说必有世界；王阳明是谁？王阳明说要在事情上磨练自己；顾炎武是谁？顾炎武说心怀四海困境。古今的大者在用词方向是各不相同，思考的成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心自己的同时代，和自己的同时代进行交锋的方式是相同的，将鲁迅置于这一序列也毫不逊色。

那么和自己的时代共在，去承担自己的时代，以时代的病痛为自己的病痛的相关感觉，就是对一个时代的忠诚。但是对一个时代的忠诚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思考的艰苦。因为对于时代的忠诚就是将自己交付出去，和时代共同摆荡。当进入到这种状态时，个人的思想也会面临危机，仿佛要把自己消失掉、否定掉。这种状态下若是无法苦苦的挣扎，那么就无法更新自己的思想。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状态。

对于90年代的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无论是在精神世界里，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于我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对象。

2010年，当我真正走进鲁迅研究，才开始逐渐形成了对于鲁迅的理解。这样的时代，多多少少与我读书的背景有关系。当时我的院长让我们看一本书——《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时读的时候可能是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本书对于后来的我形成对鲁迅的关照有很大的影响。

把鲁迅放在文明对话或者古今中西这样世界大变局中，放在晚清以下到今天大时代的语境之中关照鲁迅。我把鲁迅作为支持的研究者对象，某种程度上跟他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是历史性的。我无法感受鲁迅的痛苦，因为确实他跟我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距离。

2010年，现在的文化政策也是在谈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看鲁迅其实是件变得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鲁迅的形象是反传统、反封建的，而今天更多的是谈文明复兴。这样一个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和伟大的形象，于鲁迅确实是迈不过的一个坎。鲁迅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因为他有很多非常尖锐的文化批判，比如鲁迅讲的传统文化是“吃人”的……这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的尖锐。50年代之前的时代，我国处于对文明自信跌到谷底的时期，有很强的历史的张力的存在，这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

鲁迅面临的问题又是和我们相似的。这个问题在于鲁迅确实是和历史共在的，他把自己的思考、文学和历史的变革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他的敏感、他的思想意识处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以及中国面对西方转型过程中非常根本的问题，比如立人、人性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当下依然非常现实的凸显着，鲁迅的问题是经典的问题，也促使我们不断地去阅读鲁迅、思考鲁迅。

鲁迅其实有一种历史的象征意义存在。虽然他在那个时代共振，但又有很强的对抗的意志。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中国道路、中国文明往何处去？我们对于西方的认识无疑要比鲁迅那个时代更加深刻，尤其是近些年，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鲁迅那个时代，同时在某种程度使得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鲁迅。鲁迅的问题意识就是如何面对西方，如何面对中国的传统。这样的问题意识是在我们当下阅读鲁迅，其实也是在接续着鲁迅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鲁迅对于历史的思考在他的文字中可能是占比最多的一部分。当他进行一定的社会批评时，总是能找到相应的历史案例，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中凝固了很多对于历史的观察。正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和对中国历史的阅读，所以鲁迅对中国人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鲁迅不是历史的预言家，也不是历史的先知，他只是和历史是共同摇摆的罢了。鲁迅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如果说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历史的某种覆盖，那么鲁迅好像是某种历史，一直存在。他充满了各种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会激发我们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并且让我们永远不自满。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学者。主要从事当代文化分析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漩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