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报道丨陈宇：来自长征路上的考察报告

来自长征路上的考察报告

　　编者按：2019年8月10日，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联合邀请陈宇先生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市民朋友们做了一场题为“来自长征路上的考察报告”的讲座。

　　精彩演讲内容回顾：

　　长征，是一首壮丽的英雄史诗，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也是一部讲不完的故事。

　　长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必须战胜似乎胜券在握的强大敌军；第二个难题，是必须战胜危机四伏的大自然环境；第三个难题，是必须战胜险象环生的党内争斗。还有安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变荆棘为坦途等重大难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多重危情、障碍下，红军仍然能够突围成功，胜利到达陕北，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西进，北上，路在何方

　　长征发生在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8.6万人的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跨越了11个省，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的路，长征结束时只剩下7千人左右。

　　两万五千里长征，指的就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然后是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率领，从湘西出发跨越9省，于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共同北上。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伴随着悲壮的故事。因为只有这一路红军三过草地，使得红军数量锐减。草地，是中国共产党英烈人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坟墓。

　　最后是没经历过雪山与草地，但长征路上同样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其代表人物是徐海东大将。他们从大别山地区出发，长征开始时有2793人，结束时却增加到了3300余人，是四路红军长征中唯一有人数增加的部队。

　　讲长征，不能不提陕甘根据地。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人民军队抗日战争的出发点。红军长征，西进，北上，路在何方？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变的战略目标。学习长征，应重点记住这个“L”型路线图，理解这个“L”型转折处的“四渡赤水”，红军长征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这个地区徘徊。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实际上是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甬道式”行军。毛泽东说这叫“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为“抬轿子行军”，彭德怀说这是“抬棺材送死”。舍不得坛坛罐罐，抬的印刷机木箱里甚至有破布、扫把。行动缓慢，使得敌军有充裕的时间部署应对红军。

　　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赢得了“铁流后卫”赞誉。当时红军有流行语：“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湘江血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击退并迟滞了敌军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红五军团涌现了许多英雄，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断肠就义”。

　　二、开国将帅子女心底的血色湘江

　　2006年，我参与组织了“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 活动。时有开国元勋子女共31人重走长征路。经过湘江时进行了祭江，祭奠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英烈。在他们眼中，湘江是一片血色。

　　湘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一场战役，是对政治信仰、军事战略和思想意志、生命能量极限的一次重大考验，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此觉醒、觉悟，思想发生重大转变。

　　湘江战役主战场有三个：灌阳新圩（中央军）、全州脚山铺（湘军）、兴安光华铺（桂军）。

　　这场战役悲壮惨胜，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在此损失3万余人，红8军团撤编，红34师、红18团解体。当地有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段历史，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三、走近湘江、赤水、大渡河畔

　　这里重点讲述三个故事。

　　（一）桂北民谣：“六担银元三担枪，红军师长埋宝藏。”

　　桂北这首民谣，说的是一个红军“收容师师长”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乔明增，他忠于职守，选择执行收容任务的落脚地在灌阳县文市镇玉溪村塘尾巴。这里距离红五军团部驻地水车镇同德村宾家桥屯“九如堂”2.5公里。红五军团部驻地，当时成为流落红军的一个精神堡垒。这一地区的失散红军有很多。

　　南边灌阳县城，北边文市镇，西边新圩镇，东边水车镇，构成了一个菱形区域，乔明增埋藏银元的洪水箐村，恰好处在这个南北长21公里、东西宽11公里的菱形中心位置。这里是红军过境灌阳时的鏖战区域，当时失散在新圩、文市、水车地区的红军约有3000余人，短期流落后又散往外地的有300多人，解放后一直住在这3个镇安家落户的流落红军有20多人。

　　乔明增监管着“六担银元”，自己却从未使用。1935年春，他在村东北开荒出约两亩的一片山地，种了荞麦等作物。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乔明增到这个地方不是“分田地”，而是开荒造田，自食其力。他在这个地方暂时隐蔽下来，以便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收容”任务。今天，乡民仍然亲切地称呼这片地为“乔明地”或“明增地”，这里成为了一个地标。“红军师长开荒种荞麦”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1936年，由于瘟疫所导致的灾荒，使得当地百姓贫困潦倒。乔明增原本在百姓的恳求下想使用这批银元，但最后坚持不使用这些银元。他对房东文永遂讲的理由是：这些银元是用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对你们也是不利的。你们拿到银元后会买地，就会成为新的地主，就会转变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不能挖这些银元。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后，我们再共同把这些银元交给上级党组织。

　　成群结队到洪水箐挖银元的主要有四批人：第一批，1936年春乔明增带约200余人；第二批，1936年夏国民党军挖出一担枪；第三批，“文革”期间流落红军兰金甫带约100多人；第四批，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南宁地质队30多人在这里用仪器扫了几天，什么也没发现。

　　“六担银元”这个“财富秘密”，挖出来不如不挖，不挖是种精神，会给当地的旅游资源带来巨大的物资和精神财富。

　　在挖银元的消息透露后，乔明增心知国民党军很快便会来抓捕他，因此决定立即离开此地，先回山东老家。在临走时，文永隧家人送了他两斤炒米，他在回山东的途中，靠乞讨度日，挨打受骂、忍饥挨饿也颗粒未动文家送的这两斤炒米。这是一种特别顽强的意志力和信念，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长达7个月，他把两斤炒米带回家，作为孝敬父母的礼物。

　　多年后，又有了母亲替儿子还这个“炒米”情分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上世纪60年代，那时乔明增已经牺牲20多年，母亲向乔明增的弟弟妹妹8人分配任务，捐助粮票和钱，共给文永遂家寄了174斤全国通用粮票、75元钱。

　　乔明增回到老家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参加八路军大峰山独立营，同月再次入党，任三连指导员等职。这支抗日武装后改编入山东纵队第6支队。

　　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入鲁作战， 4月帮助第6支队进行整编，先后抽调100多名红军干部加强第6支队的各级领导。这支部队，从团到连几乎都有红军干部，浸透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基因和血脉，许多地方深深地打上了红军传统的烙印，闪现着红军部队的身影。

　　1940年7月16日，乔明增在吴桥战斗中牺牲，葬于团部驻地七里河村。1950年，即乔明增牺牲整十年后，他原所在连队的通信员来到乔明增家中，告知了乔明增牺牲时下葬的墓茔所在地详细地点。乔明增的父亲乔学仁徒步往返近500华里，背回了乔明增的遗骸。为顺利下葬，父亲乔学仁把儿子乔明增的尸骨分拣入20多个小布包，特别注明左右上下部位。黑棺停放在院子里，母亲陈桂英撕心裂肺大哭，一包一包的慢慢打开，按包上写的部位，一块一块的轻缓摆放进棺材。全体乔庄人参加了这个感天动地的别样葬礼。

　　乔明增的遗骨先葬于乔家老墓地，后迁葬到村西北的烈士陵园。

　　1950年9月，山东省政府颁发烈士家属证。乔庄村头的这个小烈士陵园，在新中国建立后计划合并到县级大烈士陵园，但乔庄村民说：“这是我们村的子弟，就不并到那边去了。”如此一个小村庄建立的村级烈士陵园，在全国并不多见。

　　长征是播种机。乔明增在桂北地区执行“收容”任务期间，带文永遂等村民开垦荒地，平时还给文永遂及家人通俗易懂地讲革命道理。乔明增初到文家期间，看到文永遂一家老实可靠，还曾动员文永遂、文国权两兄弟等人参加红军，追赶部队。文家兄弟因为家里有瞎眼的老母，没法走开等各种原因，没有参加红军。文永遂深受乔明增的影响和教育，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他让游击队在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冒生命危险保护游击队领导，现今在当地传颂的《南瓜生弹的故事》讲的就是文永遂为游击队运送子弹的英勇事迹。

　　乔明增由广西回山东后，在家休养期间，向父母讲了他在红军中的经历，他的话语无疑对父母及家庭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父亲乔学仁在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间恰是乔明增在家休养时期，他爷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交流，“老党员”乔明增成为父亲在政治思想上先入党的介绍人。此后数年，乔明增的6个弟弟全部参加革命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

前中为乔明增的父母，右一是二弟乔明祥

　　民谣中的宝藏，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那些数量有限的银元，而是银光闪亮的精神宝藏。乔明增在灌阳战斗、生产、生活只有近两年，但他与当地村民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在当年已跨越桂鲁两省，在今天更是跨越了80多年的时空，丰富了长征精神。

　　乔明增回到北方，他尽孝在父母膝下结婚生子，他尽忠革命到底，牺牲在抗日战场。他在长征路上的足迹从湘江岸边延长，他拓荒的“乔明地”成为当地文旅活动的著名红色地标，并在桂北大地无形地延展开来。

　　“忠诚”是军魂。长征精神在湘江战役中的主题词就是“忠诚”，誓死保卫党中央。湘江战役体现了长征精神的全部内涵：坚持、牺牲、吃苦、团结、求实。乔明增精神之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孝两全、革命到底，凝结在坚持、牺牲、吃苦，升华为对党的“忠诚”，在每个侧面都有着独特的闪光点。乔明增使湘江战役中所体现出的长征精神，不仅在血与火的江面上，还在灌阳大地的“乔明地”里，还在洪水箐的深山老林中。

　　（二）赤水河畔“哑巴渡”

　　有这么一个故事：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一位班长负责炸桥任务，炸桥时他受了重伤，被当地百姓所救。为了弥补炸桥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他留在此地成为摆渡人，收取百姓低廉的报酬。由于口音与当地人差别太大，为了掩藏身份，他装作哑巴，此地故称“哑巴渡”。他年老时，用存下来的钱，在此地修了一座新桥。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胡道财。

　　胡道财，江西宁都县黄陂镇山堂村人，1910年生，全家5人参加红军。1935年1月底，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中大腿负伤，因伤重不能随军行动，3月底，组织上发给3块银元安置在赤水河畔李家寨。因不懂当地语言，为躲避敌人追查，故装聋作哑。1938年回到太平镇渡口，靠摆渡、拉纤等生活。1946年结婚生子，任太平镇街长。1953年病逝，终年43岁。

　　胡道财家乡的政府因他失踪多年，为胡家颁发了烈士牌。他的母亲享受烈属待遇，1963年去世。1981年，胡道财的儿子胡敬华费尽周折，终于找到父亲的故乡，带回父亲的“烈士牌”，与3块银元放在一起。

　　（三）大渡河之子：少尉哑巴老红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履历表》中，有个极为简单的履历。姓名：哑巴；籍贯：大渡河一带。关于他的详细事迹，在网上可查两个考察报告：《解开“哑巴红军”身世之谜的考察报告》《大渡河之子：少尉哑巴老红军》。

　　他的全部家产，仅有：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长征时戴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

　　经过多年考察考证，现在我们才知道“哑巴红军”的名字叫熊四皮，是张思德的同连队战友。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长征精神。终身为人民服务，他做到了。

　　四、“天堂地狱”，走出雪山草地

　　（一）雪山之险——体验与天堂相接

　　在雪山之上，风急如刀，寒冷刺骨。在这里，人们呼吸困难，心闷憋气，身软无力，举步艰难。冰雪盖路，危机四伏。因此，翻越雪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红军在长征路上，翻越了10多座大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打鼓山、长坂山、折多山、玉龙雪山等。

　　（二）草地之难——体验进地狱之门

　　方圆百里的大草地，是红军长征时掩埋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坟墓。晃悠的草墩，硬如竹签的草梗，水流急深，沼泽遍布，云低风急，寒水浸骨。在沼泽处行走，就是在体验生与死。因此，很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在这大片的草地中，著名的700烈士群雕记述的是发生在草地边缘的悲壮故事。关于红军过草地的详细资料，有《“穿越草地北上”考察报告》《毛泽东长征“北上小道”考察报告》，可在网上查阅。

　　五、长征精神，闪亮的国家记忆

　　长征精神，重点在毛泽东《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之“难”字。

　　精神内涵，有坚持、牺牲、吃苦、求实、团结五个方面。

　　贵于坚持，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主义信念；

　　勇于牺牲，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斗志；

　　重于求实，坦诚自纠的唯物主义创新胆略；

　　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宽广胸怀。

　　长征的文化精髓，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张闻天的“坚持到底”“奋斗到底”；邓小平的“跟着走”；习近平的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永远在路上”。

　　古有愚公移山精神，今有红军长征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勤劳”即坚忍不拔的精神，即毅力。万事唯坚持即成。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王，是挑战人类极限的毅力典范，是东方思想文化精髓“毅力、魄力、智力”之毅力经典。

　　乔明增以自己短暂的青春、不平凡的经历，塑造了“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孝两全、革命到底”的革命精神；哑巴红军以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跟党走，塑造了“保卫中央、忠诚服务、默默无闻、终生奋斗”的革命精神。

　　红军广大指战员，为长征精神增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添彩。长征是思想方法论，是精神燃料库。红军在长征“苦难”中坚持胜利，是坚韧斗志的集大成，是人类历史上的毅力巅峰。在实践行动中，长征精神之毅力，是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法宝；在思想指导上，长征所形成的思想海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制高点。

　　红军——长征——精神。讲红军必讲长征，讲长征必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