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快报(第14期)

　日期：2006-08-11   来源：社科院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6）

快     报

2006年第14 期

（总第14期）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办公室编                    2006 年8 月2 日

孙振华：百年雕塑与百年中国

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中国雕塑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风雨征途，它的成长记载了中华民族不平凡的精神历程。 7月 28日 ，著名艺术评论家、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深圳市民阐释了两者的关系，并通过大量图片带领观众进入了百年雕塑长廊。

孙振华说，近百年来，中国雕塑的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初到1949年以前。此阶段的雕塑家们大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将西方的审美带入中国雕塑领域，让中国雕塑从古代的功利用途转移到审美的视角上来。中国古代雕塑有两大功能，一种是宗教信仰，如五百罗汉；还有一种跟丧葬有关，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类似兵马俑的东西。而西方人强调雕塑的审美意识，强调将雕塑技巧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样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就必然碰撞融合。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雕塑家刘开渠、李金发、程曼叔等人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在参照国外雕塑艺术形式的同时，结合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站在写实的立场上为中国的现代雕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1979年。由于社会大背景的原因，此段时间的雕塑作品更多的是体现革命意志与激情，对英雄主义的追求成了这个时期最常见的雕塑主题。雕塑创造了一种新乐观主义并满足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革命英雄人物通过雕塑表达了震撼性的身体语言，这同西方雕塑运用裸体表达身体语言不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三阶段为1979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雕塑与中国社会同步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新时期。孙振华把这些变化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观念开放了，表现为创作观念的开放和创作资源的开放；第二是材料和形势的多样性；第三是社会文化变得有批判性——雕塑对社会现实不仅仅是一种歌颂顺应，更多时候是有针对性和批判性地揭露生活中的现实。另外，此阶段的雕塑注重日常生活的经验，早年雕塑生硬的痕迹越来越少，民族的东西越来越充足。这个变化不是雕塑家自己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孙振华也结合实际谈到了中国城市的雕塑景观。他认为，当下全国都在雕塑“大跃进”，把雕塑作为体现城市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标志，但并没有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与其他国内大城市相比，深圳的城市雕塑处于一个中游状态。在谈到深圳的城市雕塑理念与前景规划时，他说：“相对于深圳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来说，她可以做得更好。对于深圳城市雕塑我个人不主张做得太多，深圳应以质来取胜，不要太急，不要去攀比，毕竟这个城市还很年轻。”

吴俊忠：婚姻应是灵魂净化之地

怎样让婚姻充满爱？ 7月 28日 ，深圳大学 吴俊忠 教授在市民文化大讲堂就此话题进行了打动人心的演讲。

爱情是热烈的而美好的；而婚姻是世俗且现实的。常言道：相爱简单相处难。 吴 教授指出，当年轻人走进婚姻殿堂时，大多对婚后生活有许多美好的设想，而对婚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则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婚后，随着新婚热情的消淡，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这让许多人感到措手不及，有的甚至演变成感情危机。于是就有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感叹。 吴 教授说，婚姻本不该是爱情的坟墓，而应是一个灵魂净化之地。走进婚姻殿堂的人，要在婚姻生活的磨练中提升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懂得相爱和相伴的艺术，逐渐把握化解婚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学会从情感危机中走出来，进一步巩固并发展爱情，不要轻言对婚姻失去信心。“婚姻是把爱情从半空拉到地面上，从花前月下改为柴米油盐。这是一个爱情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爱情升华的过程。”对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来说，日常的琐碎生活并不会消磨爱情。

要让婚姻充满爱，就必须要增加追求意识。 吴 教授认为，要努力追求婚姻的高质量和高境界。婚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他引用了西方一位哲人的话说：“婚姻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对方生命中的人，而不仅是生活中的人。”所谓生命中的人，是指双方在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方面已趋于一致，一方已成为另一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生活中的人，则仅仅是伴侣，可以更换替代的。 吴 教授进一步指出，追求婚姻的最高境界是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不可以拿自己的婚姻和其他人的婚姻进行盲目攀比，也不可以把现实生活过于理想化，否则就会陷进另一种误区。

彭名燕：中国电影发展前景喜忧参半

7 月29日 ，国家一级作家、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作协主席彭名燕女士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她充满激情、声情并茂地为听众们讲解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电影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她同时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自我超越，也还需要不断自我超越。

  ·中国电影在探索中前进

作为在北京电影厂工作二十多年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老一代毕业生，彭名燕首先给听众上了一堂中国电影历史课。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上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的出现，到解放时期乃至后来“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涌出，她一一举例，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各个时期的典型电影，以及每代电影人的努力和探索。“暂且不论张艺谋、陈凯歌们投入大笔的资金拍摄的《英雄》、《无极》的成败，这都应当是他们的一次探索，而这种探索精神是可佳的。”彭名燕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的电影人仍然在不断进取，前赴后继地扛起旗子前进。正是这种进取精神成为了中国电影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国电影亟待不断超越自我

中国电影在不断前进，但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个忧患就是如何超越自己，如何去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彭名燕举了一个例子，2005年中国总共出产268部电影，而能够通过电影局审核的仅有60部左右。这些年，虽然电影局已经大大地放宽了审查的尺度，但是粗制滥造、艺术低劣的局面还是让人心忧。“假设每部影片投入200万，那么去年我们就把4亿丢进了垃圾桶，这是非常可惜的。”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二个忧患，就是如何增强与电影强国的竞争力？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电影也洪水般地涌进了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这对中国电影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只要中国电影人坚守本民族的传统，以艺术为内核，不断进取，相信中国电影不久以后就会不断强大起来。“并让我们的电影冲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彭名燕这样认为。

梁小民：晋商给我们很多启示

自《乔家大院》在央视火热播出以来，“晋商”这个话题就成为了人们日常谈论的焦点。中国十大商帮中最著名的是晋商，最成功的也是晋商。晋商源自500年前，兴盛于明清，直到上世纪初才逐渐衰弱。晋商在历史上创下的辉煌业绩让大家的好奇心不禁油然而生。 7月 30日 ，著名经济学 家梁小民 先生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大家讲解其间的奥秘。

梁小民认为成就晋商传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晋商创造性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和利用，在经商过程中对管理制度和技术进行了许多创新，甚至有些创新不但在国内甚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属于比较领先的。从中可见，晋商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解放思想——“学而优则商”

梁小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思想保守，因此约束了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成就。晋商之所以能够创新，就在于他们敢于解放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官本位为中心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但是晋商在他们的商业实践过程中把传统改写了，而叫做“学而优则商”。中国最早的商人是从事盐业贸易的，而最早从事盐业贸易的中国人，就是山西人。雍正皇帝曾说，山西人的习性是不当官、不读书，而是从商。把最好最有能耐的孩子送去从商，第二等孩子送去学一点手艺或者到衙门当官吏，最笨的孩子才去读书、考科举。山西在明代之前，文化名人非常多，唐初的时候王维、王勃，明代的罗贯中都是山西人。而自明末清初的 傅山 先生之后，山西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名人了。整个清代一共113个状元，但山西一个都没有，这说明在山西读书的风气已经衰落了。那么山西人忙什么去了呢？去经商了！所以说，晋商的成功首先在于思想上敢于突破，“学而优则商”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对商业的认识。

  ·传统文化融入商业实践

梁小民说，诚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晋商则把这种诚信的文化传统引入到了商业实践中，所以晋商提出一个口号：以义制利，通过义获得利。这个义就包括诚信的观念在里头。比如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晋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晋商在北京的店基本被抢光了，钱没有了，账本也都被销毁了。这个时候许多王公贵族跟着慈禧太后往山西逃跑，逃跑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带，就带了票号的存折、银票，到了山西都纷纷要求兑换成银子。这个时候票号就面临挤兑的压力，但是晋商坚持即使倾家荡产也一定要及时支付银子。又如中国传统文化讲勤俭，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以勤俭降低成本，勤俭在晋商那里变成了经营的基本理念。

   ·晋商开创股份制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