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快报（第15期）

　日期：2006-08-17   来源：社会科学院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6） 

快     报

2006年第15 期

（总第15期）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办公室编                    2006年8月8日

刘玉堂：楚文化与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提到湖北人，大家的脑海中很容易就浮现出这句话。8月5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与往常有所不同，从没有如此多的湖北人亲临讲座现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天，“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迎来了著名楚文化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为大家打开一道探究湖北文化根脉的大门。

一方文化，一方人

中华文化由各个不同的地域文化交织而成，想要了解中华文化，必须首先了解各个地域的文化。一方文化，塑造一方人的精神面貌。刘玉堂谈到，深圳作为我国最大、最成功的移民城市，这里有最没有排外性的市民，这样的市民形象较之其他城市都更健康、阳光。既然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那么不同地域文化的杂交和碰撞是可以产生火花和创意的。刘玉堂断言，在深圳发展不同的文化，让这些文化在深圳碰撞、交融，逐渐形成有深圳特色的文化，总有一天，深圳的文化会成为鲜艳的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上空。

带点调侃的“地方段子”开场，使大家迅速地投入了刘玉堂的“荆楚文化”海洋。从虚拟的网络到现实中的饭桌，无处不在的各种“地方段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无论是河南人、山西人，还是上海人、湖北人，都不能逃脱这些笑谈的调侃。刘玉堂认为这反映了现代人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就反映在对某个地方人的贬损。因为某一个地方的人一定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息息相关，贬低这个地方的人也是贬低这个地方的文化。而且这种贬损往往是先拿这个地方的英雄人物开刀的。刘玉堂就此还列举了不少典型段子，在博得大家一笑的同时，也给在座的现场观众以思考。

荆楚文化造就湖北人性格特征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九头鸟”这个比喻是贬义的，但刘玉堂追根溯源，道出这句话最初产生于明代中后期，形容的是以宰相张居正为首的一批清正廉洁、精明强干的湖北籍官员，是带有褒义的语句。到了清末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才发展出另一种含义。

楚文化积极的因素对湖北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其中有四点值得弘扬：第一个就是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第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理念；第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第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情怀。

任何一种文化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荆楚文化对湖北人性格的影响也是如此。楚人的意识、楚人的行为一直影响着后人，每个人的缺陷都不同，但是湖北人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重感情而轻理智，容易冲动；重开拓而轻守成；重竞争而轻协作；重调侃而轻幽默。刘玉堂举出许多事例来证明这些缺陷的存在对这一地区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刘玉堂从周天子分封诸侯，讲到楚国统一南方最终却被秦所灭，从开疆拓土的楚威王、一鸣惊人的楚庄王，讲到昏庸误国的楚灵王、楚怀王，旁征博引，从楚文化中挖掘佐证现代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荆楚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从刘玉堂的讲座中，很多听众惊讶地发现楚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上海为什么叫“申”，原来是为了纪念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南京为什么古称“金陵”，原来是楚威王的铁蹄曾经踏进这里，把纯金的钉子打进吴王的陵墓。在政治上，楚国宰相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县”这个行政单位也是楚国首先设立的；从经济上说，湖北人张居正在几百年前提出的“一条鞭法”对中国税费制度影响深远；从文化上说，楚地出土的精美编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瑰宝。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和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化之所以伟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是由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所组成，精确地认识、准确地了解这些文化，就是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化。”

整场讲座持续了近三个钟头，现场观众陶醉在荆楚文化的漫漫长河中久久不愿散去，整个人民大厦多功能厅也就成为响应我们深圳文化立市的最好见证和中心缩影。

楼宇烈：国学百年启示录

面对当今社会被西方文化潮涌般冲击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如何传承和发展？面对现在的国学热，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8月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教授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纵谈“国学百年”，为听众们献上了一场鞭辟入里、精彩纷呈的演讲。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国学这个概念到现在仍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且国学能不能称之为一门学问也是颇有争议的。”对于国学，楼宇烈教授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历来的学者们却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堪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他认为传统的小学就是国学，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学科，从这里入手，就能够抓住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思想开放的梁启超先生，则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钱穆先生也持有这种说法。而到了胡适先生，国学的范围就更大了，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可以称为国学。

“大家研究的路线不一样、研究的范围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家研究的态度、目的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而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主要是从故纸堆里扒出垃圾扔掉。”楼宇烈认为国学的定义很难定，我们不必拘泥于概念之中，应该抛开它来看实质，其实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

楼宇烈在谈到“一体化”概念时指出，坚决反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也要一体化。“如果文化都一体化、全球化了，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附庸了。所以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出现了一种寻根意识，不少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人提出：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你消失了特点，谁来仰慕你？”

楼宇烈认为，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盲目地自尊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我们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

中国文化多元共存、丰富多彩

许多国人似乎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多少自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有一种“河殇”现象，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楼宇烈教授对此不认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文化最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吸收了外国文化并将其融入到本土的文化中间，这样我们才会不断地发展。”

楼宇烈认为，我国现在很多东西包括器物、艺术都是“舶来品”，中国文化多元并存，多元并存的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就是要通过不断地交流、融合才能得到发展。在多元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世纪80年代后期，楼宇烈在论文《论传统文化》中提出，“我们不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

年高七旬的楼老在整场讲座过程中不曾停歇，他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饱满的生活热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相信楼老这份对国学的执着将会不断传递下去、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