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鉴阅读007 | 技术、文明与历史动力学
日期：2021-11-22 来源：一鉴阅读
深圳学术沙龙 & 一鉴阅读分享沙龙007期 技术、文明和历史动力学 一鉴阅读分享沙龙007继续回归山海中心，继深圳文学、公益何为、城市呼吸、美育教育等话题后，本期主题，聚焦于85后青年学者张笑宇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一起谈谈技术、文明与历史动力学。 特邀主持人深圳海天出版社副社长魏甫华老师的开场： 感谢大家来参加笑宇博士“文明三部曲”之《技术与文明》和《商贸与文明》的读书分享会，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张笑宇博士。笑宇是85后，1987年出生，人大政治学本科，北大政治学硕士，正在攻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介绍一下今日到场嘉宾有： 丁学良教授，应该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的人。他的博士论文刚写完就被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并签订出版合同，这在国际学术界非常少见；博士毕业后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以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大学任教授，后受邀回香港科技大学，参与创办学校人文社科学部。丁老师还是我国继晏阳初之后，第二个被聘为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高级研究员的华人学者；现在受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是深大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 吴定海院长，深圳市社科院院长，深圳市社科联主席。“一鉴阅读”这一纯公益性读书分享沙龙组织这一场能联动社科联学术月的“深圳学术沙龙”，正是得到了吴院长的大力支持。 章东磐老师，是我所知道国内最好的军事历史学者。章老师跟我们熟悉的国内头号冷战史研究学者沈志华教授一样，自己做企业，但是对学术格外偏好，把自己赚的钱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章老师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从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图书馆复制了所有关于中缅战争以及朝鲜战争等档案资料，中缅战争的系列资料等，已经举办系列展览，结集出版《国家记忆》等图书，斩获很多国家级大奖。 陈国定院长来自宝岛台湾，他的到来让这场活动具有了两岸三地跨地域对话的性质。陈院长是跨传媒、咨询和资本等行业的大拿，其中一个身份是，前海金融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邓凯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 杨立青，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中文硕士，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 黄东和，江湖人称老亨，深圳影响力很大的民间智库“因特虎”智库创始人之一，深商研究会创会会长，是深商精神的研究者和倡导者，也是《深圳青年》杂志副总编。 袁园博士，深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前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北大中文系硕士，台湾实践大学读的创意产业博士。她的博士论文也是一写完就被欧洲一家学术出版机构接受并出版，很厉害。 王芳，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才女，一个充满激情、内心有一个小宇宙的湖南人。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的秘书长，她主理的飞越彩虹多民族保护与传承项目，影响了很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孩子，我常常被她的激情及从事的公益事业所感动。当然，她今天最重要的身份是，邓一光文化艺术工作室主理人。 沙龙空间所在地主人，邓一光老师。邓老师是著名作家，李敬泽说他是国内最好的军事战争小说作家。在我看来，他近年出版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这部70万字的长篇巨著，足以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邓老师是一个有爱并发光的人，他非常热心提携年轻人，在他身边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作家、艺术家和散漫的思想者，大家都受过他思想或者物质上的恩惠。他非常关注一个社会尤其是民间的文化生态如何更多元。 张笑宇：我为什么想重讲历史？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谢谢笑宇，发言非常精采！你的发言回应了我想提出的人类文明史写法问题，你这套书不是传统文明史家的写法，更像专题史，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专题史受限于某个具体阶段或问题，而是在更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更广阔的文明史观的视域下开展的专题史写作。 丁学良：技术、文明与社会的关系 主持人评议 作者回应 Q&A 漏斗-喇叭模型 （向下滑动预览） 从丁老师“尿布的故事”开始聊起。我对这个点感触很深。这个关系到我第二本书里面的一个模型，我把它叫做“漏斗-喇叭”模型。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历史上科学家们的重大发明，有多少是被我们记住的？非常少，99%可能就是直接被我们遗忘在实验室里，最多注册个专利，包括书里提到的蒸汽机，被反复发明好几次。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所有科技要被人类社会记住，都要通过一个漏斗的检验，这个漏斗的名字叫做“商业化”或者“产业化”。如果通不过，就会被忘记；但是如果通过，技术就会对社会产生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影响，就像被喇叭放大一样，这叫漏斗-喇叭模型。那么这个接下来就要问了，一个漏斗的形状是由啥决定的？答案就是第二本书的主题，是商贸，是允不允许有自由增长的市场经济。科学家研究尿布很正常啊，能赚钱，为什么不去研究？为什么不凭科技赚钱？他只有赚到钱，才能激励更多人从事研究。 比如我在第一本书里讲了两个故事。蒸汽机的雏形是2000年前就发现的，但是它在当时得不到应用，因为古罗马是一个奴隶社会，劳动力成本过低，当时的企业家没有兴趣投资新技术。古罗马帝国成立后200年，技术史是倒退的，因为奴隶太便宜了。所以我觉得，人文学科最大的作用，就是打造好的漏斗，也就是好的社会制度，它允许商业存在，允许一个人自由发挥聪明才智赚钱。有了这个漏斗，然后蒸汽机就可以推动工业革命；英国后来为啥能推动工业革命？因为有了正增长，老百姓有钱，英国伦敦工人不再烧木柴，而是改烧煤，煤老板就赚了大钱；他又嫌工人工资高，他就想，有没有一种机器是烧煤的，它又能替我干活呢？这就是蒸汽机。蒸汽机从1700年纽卡门的版本到1760年左右瓦特的版本，为什么可以取得突破？因为中间半个多世纪煤老板不断从里面投现金。 咱们仔细看纽卡门蒸汽机的来源，它是来自法国，法国又是16世纪左右从意大利引入，意大利又是从阿拉伯引入。阿拉伯的蒸汽机跟纽卡门的蒸汽机，差别比希罗的蒸汽机要小得多。但是阿拉伯为啥也没有搞出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道理还是成立的。 那么我觉得漏斗-喇叭模型可以回应在座很多朋友的大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创新，这就是漏斗形状允许自由赚钱，允许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大量的天才，创新自然就会发生。我觉得创新不是说一定要从0到1。从0到0.01是不是创新？从0.9到1是不是创新？我觉得都是，这完全没有问题。这一点，深圳朋友应该更有感触。我之前看深圳科技局一个副局长写了一篇文章，他写的特别好，他说深圳的技术创新就是在挣钱基础上的创新。他举比亚迪的例子，王传福说，中国产业能够跟欧美对抗就是廉价劳动力。所以他比亚迪搞电池的创新，不是搞什么高大上的自动化，他研究的是电池的原材料怎么跟工人流水线搭配，怎么能让工人在产线上更好、更方便地工作，而不是搞怎么用机器人代替工人。所以他才能跟海外产品抗衡。相反你搞那些特别漂亮的乱七八糟的技术创新，对中国、对深圳来讲没意义，挣不到钱，一点用没有。再比如说，最近的AI：AI技术是怎么火起来的？09年吴恩达发表一篇论文，说他用Nvidia的GPU跑了80年代的深度学习算法，效率提升了一百倍，AI就可以有生产力了；Nvidia是干啥的？它不是要搞AI的公司，它是个给游戏做显卡的公司，它没想着我要搞科技革命，它就是挣钱。允许天才挣钱，他就可以自己整出意想不到的创新！希罗、爱因斯坦、爱迪生何时诞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漏斗搞好。 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只有商业创新，没有国家力量创新。它也有一套国家支持的从0到1的创新。你比如说DARPA、NASA，就是国家花钱让最聪明的人在这造，造出来不知道是啥，但是往往能改变历史。比如咱们智能手机用的传感器，它是越战期间DARPA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战术，空投50万个传感器来感应越南游击队。虽然这个战术没成功，但是传感器逐渐发展到今天了。再比如咱们今天吃的三只松鼠，它的真空包装袋，其实以前是在太空应用的，是给宇航员提供食物的，后来军转民了。就是他0到1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机制。这个机制在20世纪上半叶也不存在，是20世纪下半叶才搞出来的。美国是左手从0到1，国家花钱让天才造；右手从1到100，商业社会搞产业化，两个非常漂亮的漏斗。咱们中国从2004年到2014年，增长最快的十年，跟人把第二个漏斗学到了，而且不弱于人。你说腾讯的技术跟FACEBOOK差多少？我觉得差别不大。但是另外一边的漏斗，咱们还没琢磨到边。包括美国基于这些漏斗之上对全世界的精彩操作，咱们连知道都不知道。这是我第三本书要讲的内容。 技术的进步，使士兵的生命价值超越了物质装备的价值，这是最具体的技术对文明的影响与推动。 （向下滑动预览） 《技术与文明》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提出技术对历史走向突变、对文明的突变的影响，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大论题。 我赞同作者书中所说，传统上做历史学研究的差不多都是文科出身，有好多人一说技术就不懂，就容易把不准确的叙述当真。比如刚才丁老师举例，为什么明代的官军打不过倭寇？汪荣祖先生说日本倭寇的刀可以缠在腰上，别信，假的！日本的冶金业在明代可能比中国领先一点，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钢的质量水平，比英国出产的还差很远。二战时期日本出产的钢锯条锯不动英国人一战时期铁甲舰的钢板。汪荣祖误信这个传言，是因为他对这项技术不内行，不懂得在技术上，钢的韧性和锐度完全矛盾，钢条一软就削不了人，因为砍脖子的钢硬度得非常大。所以他被明代怕死的官兵们欺骗上司的伪叙述给蒙骗了。 笑宇先生这本书启发出我一些非常具体的思考。我一直在做关于抗战的历史研究，就调回头来想一些问题，比如1940年时，中国国民政府征兵差不多200万，逃兵90万，他们为什么要逃?1942年，史迪威训练中国远征军，几乎没有逃兵，这又为什么?过去我们更多把管理文化、制度作为关注的主要原因，而看这本书后，我想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具体故事：驻印军的一次炮兵训练，一个小兵把瞄准镜弄坏了，连长一通骂，你为什么把这么宝贵的东西弄坏了！要枪毙！美军顾问来了就说:干嘛呢！这个东西咱们有的是，士兵的生命多宝贵啊!因为美国的制造技术已经可以毫无障碍的大批量生产军用光学仪器。 技术的进步，使士兵的生命价值超越了物质装备的价值，这是最具体的技术对文明的影响和推动。 从1943年缅甸战场开始，中国军队用飞机运伤兵，伤兵再也不是扔在阵地上等死；1944年春节之前，美军为中国军队空投过年的物资，包括肥猪，活着落地，让将士们杀年猪过年。正是一项一项技术，影响着军队管理文明的发展，进而影响了一个局部地区的历史进程。所以，中国驻印军创造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唯一一次，我方死伤少、敌人死伤多的、在战略反攻上的胜利。这是技术对文明最实实在在的影响。 但是笑宇先生书里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我不一定能同意，比如“弩机猜想”就可能有重大的问题。中国先秦时代弩机上虽然有标尺，但是肯定射不准，因为初速不够高，况且以那个时代的工艺，也不可能作出质地一模一样的同心圆。还有一个书中举的例子：墨子守城，墨子守城极其出色，但从“大一统”来讲，只有进攻真的才能完成统一，至于守城，从战争学角度来讲，胜利大多时候是由进攻者得到的。还有一些将来慢慢聊，我做一些产品，对工艺细节的了解稍微多一点。我内心赞成笑宇先生从技术到文明的推理逻辑，但到底是把哪一项技术作为具体引用的案例，需要力求更贴切。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谢谢章老师。对我而言，感兴趣的不是汪荣祖先生提到的日本倭刀可以做腰带这一点是否属实，（当然从史料角度，这一点很重要），而是他从日本倭刀和中国明朝刀的锻造技术来看两国技术文明的差距这个视角。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有本小书叫《谜一样的七支刀》，从一把七支刀的考证里，看到了东亚海图的权力关系。 陈国定 模仿也是创新 （向下滑动预览） 我是一位股权投资人，这里与大家分享近段和一位律师聊到的相关话题。有位朋友在汕头，最近很忙，忙着处理一群“小黄鸭”等产品的生产商被原厂控告的专利纠纷。现在电商兴盛，却仿制品多多，正如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已居于全球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基本来自于模仿创新，而非真正技术创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在中国当前，到底技术创新好还是模仿创新好？ 在商业领域，模仿也可以是创新，并非技术发明的从0到1才叫创新。全球有很多上市公司都是以商业模式创新而受市场青睐，属于技术应用价值上的创新，中国更多此类。对于世界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等国来说，市场发展的模式未必要从G端（政府投资）来赢得发展，人口多，拥有大C端（消费市场），经济在快速发展阶段就可以更多非颠覆性创新，而是模仿性创新，以规模化生产来满足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包括人工智能在手机应用端口为例：不断迭代的新技术应用，足以创造巨额的市场价值。台湾很早前就有电子钱包，政府做了大量广告，中国大陆最早是没有电子钱包，后来有了，但至今也没有普遍使用？为什么呢？且不用讲“数字金融”这个大话题，是因为现在大陆已经“支付宝”时代，微信支付时代，已经没有人再带实体钱包，电子钱包也自然完全不需要了！这个例子，就是模仿创新在大面积消费端口产生巨大应用价值的实现案例。 再举个例子，在座应该有人用小米公司的产品。我了解到的雷军刚开始创立小米时，手握资金超过200亿，但从没有想过要做创新型公司与产品，只想看什么产品好卖就模仿生产什么。这个想法，跟整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联。当然我并不是说模仿创新的公司最有价值，全球从0到1、而且能成功商业化的公司，都是最牛、最伟大公司，也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而且几乎都在美国。但国内几个大公司却能紧追其后，这些公司更多非颠覆性创新，而是模仿型创新，他们拥有中国巨量人口C端消费市场量，也就顺理成章拥有了公司市值与发展中的相对靠前。当然，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当更多高端学者回到中国与深圳，我们就从模仿创新进入技术创新，步入真正的0到1的过程。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谢谢陈院长。模仿创新，可以说是至今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方法，经济学讲的“后发优势”，主要就是讲通过模仿创新减少成本，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有过一次“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争论，这可能是笑宇第三本书要处理的一个主题。 作者回应 技术创新应适用于当下社会 陈先生刚才讲的商业模式创新，台湾不用电子钱包，我觉得也是跟漏斗-喇叭模型相关的故事。我觉得中国为什么“支付宝”能崛起，不是因为我们先进，而是因为我们穷。其实肯尼亚的M-Pesa是个更好的例子。肯尼亚这个地方穷的要死，小部落里面连ATM都建不起来。我在首都打工，存银行卡吧，我在老家取不出来。带现金吧，回去的路上就被抢了。就跟中国当年拍《天下无贼》那个电影的时代意义。那Vodafone就在那里用短信系统做了一个移动支付，比支付宝还早一年，他把地方上的加油站和小超市变成取款点，这个就帮肯尼亚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建造大量ATM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技术的意义。咱们好多人觉得技术创新是一定要搞高大上的东西，但并不是这样。技术创新应该是适应于这个社会的漏斗形状的，肯尼亚的漏洞就适合你跳过ATM阶段，中国的漏斗就适合美团，因为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那Groupon就发展不起来，还没有美团大。我觉得这就是鸡和鸭之间的问题，咱们是鸭子不是鸡，但是咱们一样可以找到现代化的路径。咱们可以持续赚钱，用钱来维护更先进的制度，这个鸭子走到这里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因为咱们走了一百年，还没完全走到。 邓凯：《技术与文明》若干观点 （向下滑动预览） 一、感谢魏社长的邀请，见到学术前辈、偶像大咖很激动，有种看到书里的神仙下凡到人间的感觉。尤其是初次见丁老师，回想起《赞成与反对》一书中的犀利观点，再次心潮澎湃。 二、接下来谈谈自己的感受与几点不成熟见解。事先声明，我今天的发言不代表我所在的任何机构。 三、第一次接触到张老师的这本书，恰好也源自市社科院一位老师的推荐，当时她知道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立法的文章，就隆重地向我介绍了这本书，她的原话是“《技术与文明》这本书能给你的写作提供时空感”。第一，好友荐书这种事我特别喜欢，它是属于熟人社交的一部分，解决了选择所需的信任问题，“时空感”这个评价实在是很高；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敢以两个不加定语的元命题并列组合作为书名，这样的作者通常是“艺高人胆大”，读这样的书，基本不会踩雷。实际上，《技术与文明》这本书也让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美国当代法学家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信念与秩序》，这同样是三部曲。 四、在翻读完序言之后，我是从“第十二章”人与机器的边界开始读起，也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张老师在本章第一句话的人物画像，就精准的命中了我本人，他说：“今天，谈人工智能的太多，而了解人工智能的太少，于是总免不了有人要从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角度谈。”即便一记当头棒喝，但我还是鼓足勇气读完了整个章节。张老师在论述“人和机器”的关系中，频繁使用了“驯化”这两个修辞，窃以为，这种“妥协”与“被妥协”的张力是持续的，也是历久弥新的。 五、一个特别有趣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和他的女儿艾达。拜伦是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不仅是浪漫派代表人物，也是一个反技术的卢德主义者。与之相反，他的女儿则为新技术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当时的拜伦是英国议员，时值工业革命，机器时代的大量工人被替代，因而部分英国工人奋起反抗，肆意破坏机器。其中最具号召力的意见领袖名为卢德，卢德和他的拥趸们因对抗纺织机而遭到政府的镇压和刑罚，拜伦因为同情卢德派人，专门向议会提案反对罚责，不过未能奏效。相反，拜伦的女儿艾达则未有受父亲影响，她对机械异常感兴趣，后来成为第一个将分析引擎技术与提花机结合的计算机程序员，写出了这个领域中第一份算法，由此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位码农。 六、拜伦父女之间对于机器截然相反的立场，恰恰投射出人与机器间的某种界限张力，很难说二者之间的边界一定是线性的，是平缓演进式的，边界本身往往来自于技术乌托邦者所认为的“奇点时刻”，需要诉诸于一个标志性的“休止符”，然后出现截然不同的新制度。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极端的简化主义逻辑，就像典型的科技乌托邦支持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就认为可计算性便是人性的一切。类似的思潮于是为超级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提供了念想，也触发了机器会否改变人的主体地位的隐忧，会否导致一种属于极端理性主义的技术暴政？ 七、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常听到的超级人工智能的设想仍处在概念层面，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当下是被泛化使用的，尤其在算法、数据、互联网等结合形成今天的智能科技的语境下。“人工智能”这个词用多了，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一切，比如很多互联网大厂的人工智能战略就叫AI in All，或者All in AI。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只是形容其中某一个领域，或者是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或者是自动驾驶。技术的前沿还是受制于掌握技术的人类智慧，人类没有理由因为数据和算法看起来很智慧、精准就恐惧、对立或者盲目崇拜。 八、第二个点，我曾经注意到康奈尔大学於兴中老师的一个结论：他说在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或革新后，宗教的重要性就突然一下被抬高，这是因为在计算式的理性之外，人类还有心性、智性和灵性，如若仅仅是理性力量的单向度增强，会使人性失去平衡。我们看到在很多时候，不论是平凡人的生活还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都诉诸于极强的偶然性，甚至包括张老师提及的某个强人的天赋异禀。换言之，都有着激情、欲望、体悟等非理性烙印，而不是仅仅靠计算、分析或者逻辑。这也是为什么关于宗教、伦理、人性善恶的哲学思辨始终有意义，这些恰恰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构成。 九、刚才提到了智能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很像是科学家和人文社科者之间的较量。接下来谈谈我们这些人文社科者的努力，例如针对技术的立法规制就是惯常使用的防止人类被驯化的手段。这里也谈谈典型的立法，以各地的立法者在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立法问题上，始终在考虑前述的平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措施包括：首先，在立法取态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客观规律本身，比如围绕技术的应用场景差异、风险等级高低设定分级、分类的敏捷治理的方法。其次，包容审慎，认可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等软性规范，给技术的自生自发提供足够空间。第三，提前关注技术伦理问题，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能诸如：研究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安全规范，对数据垄断、算法歧视、数据与算法滥用、侵犯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伦理道德、就业影响等进行分析与研判，等等；第四，框定科技主管部门的义务性规范，尤其要开展新技术的社会实验，例如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个人和组织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就业结构、收入变化、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以上种种努力，我想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呼应了张老师在第十二章的结语：“在人和机器关系的语境下，人类还相信并努力实现自由、平等、尊严，这些世代以来被奉为“好的生活标准”的普遍价值”。 十、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谢谢邓凯博士，他尤其从具体的立法实践层面对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给出了法律方案，这恰恰是技术发达地区要给技术不发达地区提供的制度性公共物品的一个范例。 作者回应 Q & A 关于数据立法 （向下滑动预览） 邓凯讲的东西非常好，你刚才讲拜伦的例子，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卢德主义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其实卢德主义者里面有不少是来自行会。行会在古代商业社会里面是保护他的成员商人。咱们赚钱，但是咱们不要赚绝户钱，咱们商量一下，你给工人开工资开多少，能够保证他养家糊口能够干活 ，然后咱们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分配，这个事可以商量，不是历史课本上资本家一定要把剩余价值全挪走，人和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后来英国工业化速度为什么比美国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英国有行会，美国没有。这里面很有意思一个点，同等技术水平下，奴隶制的生产效率可能会被非奴隶制要高，美国南美战争前是这样的。但是长远来看奴隶制对人类文明价值和技术应用都有更长期的损害。所以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政治，需要一个叫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叫做混合政体，是因为这些最好的价值之间可能是互斥的。你又想要生产效率高，又想要长远价值，可能没那么便宜。我觉得这是咱们搞科技立法、科技向善的一个价值。 当然，如果在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再往前有一个正增长，那就更好了。比如你说的数据立法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在新加坡、东南亚，我们曾提出一个方向，就是数据的可交易。今天AI的算法其实不值钱，也就是因为他不值钱所以这个技术才爆发了，成为热潮。因为这个算法技术门槛很低，谁都可以跑，你会调参就可以。真正值钱的不是算法，是数据。但是数据的获取就是一个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的眼睛只能看到红黄蓝三种颜色，我就收集不到绿色的数据。我是搞电商的，我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视频，我是搞社交的，我的数据库里没有工业的数据。当你缺失了这些的时候，你的数据库是不是能很牛逼地开启新经济模式？不一定。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一个权利是重要的，它一定是可交易的。数据值钱的前提就是可交易。天才小公司有新的想法，它从求稳的大公司买数据，验证自己的想法，创新就更容易发生。当然这个前提是要搞好隐私保护，但今天技术水平已经做到了，加密算法、上链这些可以满足。那在保护好隐私的前提下咱们能不能让数据可以自由交易？第二本书里面我讲一个探讨，一个权利只有在他能够买卖的时候才是最值钱的，如果这个权利是不可交易的，那反过来暴力机构完全可以宣称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因为它垄断一切必须品。但是如果这东西是可以交易的，它可能进化为越来越先进的制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讨论。 黄东和：深圳的视角看技术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切都如此的不确定，一切都是一眼看不到头。我们因此希望放宽我们的视野，赋予未来更多的确定性。而张笑宇的这套书《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以往是华夏中心主义的眼光、东西方对峙的角度看问题，张笑宇则从宇宙物种的角度看人类自身，看技术如何改变人类文明，这种雄壮的视野是令人震撼的。而书中信手拈来的细节和故事，令人眼花缭乱。85后的一代学人，知识储备是丰盈的，令人欣慰。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深圳有一群“深圳主义者”，东和兄是主要倡导者，他把笑宇的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的三个主题转化为技术与深圳、商贸与深圳、产业与深圳，从而提出深圳这座城市有可能在文明层面给世界作出的贡献，对深圳非常具有想象力。 作者回应 Q&A 负增长？ 袁园：“重新连接世界，重新认识自己” 比如作者在《商贸与文明》中谈社会发展中，提出“正增长”模式和“零增长”模式，这个概念，是在和哪一个学术理论展开的对话呢？这两个模式是二元对立吗？究竟是以前后相继的时间角度谈，还是以地域有别的空间角度来谈？这些在学术概念定义上，都不是很清楚。当然作者确实在书中引用了个别学者的观点，但是对这些个别、零星学者观点的单方面引用，从学术严格、严谨的角度来说，论争确实显得简单，因而不具备充分的可信度。这是让学术专业读者感觉不适的地方。以我最近推荐的易中天先生中华史中一部《大航海时代》为比较来说，他的书会更让人接受：不直接给模型，而是把几个有内在逻辑的故事分几个章节讲述，不仅细节生动，而通过写作论述，在故事与故事之间自然呈现出某种让人重读历史的线索。 作者回应 Q & A 关于学术概念 正增长和零增长在书里面有非常简单的理解，定义是比较清晰的，咱们量化史学的研究结果是靠谱的，可以直接套用这个逻辑来看。 王 芳 当“幸运”和“偶然”成为关键词 未来就越发可能系着于每一个人 ——我读《技术与文明》《贸易与文明》 （向下滑动预览） 先说点两本书读后的题外话。两年疫情期，让我进入了一段人生“失语期”，而这个“失语期”让我在读笑宇的书时特别激动，源于突如其来的无限困惑而生的特别激动。我感知到了作者在写作之前和我心中盘桓着同样的、巨大的疑问，对社会、国家、民族、文化、未来、文明等等等疑问和困惑，于是他以一名年轻学者的良知和训练无限真诚地思考了，调阅他学术生涯中所有的阅读、知识、脑中海量储存，对面临的这个大问题和大困惑，做出了一套书的回应和解答。在这一点上，我有通感，因此特别尊重而致谢，因为也解惑我心中很多的问题。 我读书后给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圆融通达”。某种经验中，我一直属于“反学术式”阅读者，可能和西方学术化概念和书写和我从小阅读习性相背的原因。从小到大读文学、哲学、历史等等书籍，从外国翻译小说，到萨缪、黑格尔、霍金等，还有大学时读索绪尔等海外汉语言学的一些论著，从概念到理论我事实上都能读懂，从智力上能懂，但是那些思想流淌不进我的身体，吸收不进我的血液；以致于知识和理论无法融铸成我的思想和灵魂。但笑宇这本书却是我爱的学术书籍。书里许多历史故事的环境背景，我相信作者都亲身去过，体验过，历史是随着阳光、月光和风穿过他的身体进入他的心灵。书里所用的材料，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墨子的非攻，还是“弩机猜想”，倭寇和戚继光都好，我能够感知到他与他所选取的材料间一种从肌肤肉身到心灵思想贯通的真实的认知和感受；他在教堂里、在城墙上，仰望过，思考过，历史文明观里，有的是人生观，生命观，这是我特别喜欢、推崇的文字。这本学术书于我再也没有阅读和理解障碍，我不需要重新去建构起作者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作者提出的学术概念，这是一本让我可以自然阅读的学术书籍，“圆融通达”是我对这本书第一个定义。对于学术严谨性问题，我反而认为笑宇是非常聪明的人类文明史题材作者，片断式、蒙太奇式的艺术性创作，而且行文诙谐幽默，我觉得作者把从日常面对的细节到形而上的人类文明问题想通透了，从感性螺旋上升到理性。 第二个感受我对于85的优秀学者的尊敬。中国年轻一代80后 、85后学者，平视的视角是大家公认的，在平视间，以学者的身份和立场，既不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截取中国材料写人类文明史，也不是站在西方远眺着东方写人类文明史，他以极其宽广而真切的阅读、体验、行走、思考，这一切让他可以跳到月球上，以俯看地球在时空里自转的视角书写人类文明史，中国国力的强大，让这一代学者获得了自然而自由的写作角度。正因如此，让一个众所周知的技术小白如我，能夜以继日地将明确标注为“学术著作”的《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的两本书无障碍读完，且读到拍案叫好、热血上涌的境地，我定义的是绝非我这位普通读者在阅读书类别中力争上游的成功，而是张笑宇，这位一书惊四座的学术著作的一次胜利。 在《技术与文明》前言中，作者特别强调，这本书借鉴了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故事型写法，这是这本“学术书”却能引人入胜的文学笔法所在，无独有偶的是，在写书前，作者还尝试过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他对于特定时期特定事件发生的观察与认知，且“内举不避亲”地勇敢，大胆引用于本书相关章节。 关于学术与生命关怀温度之间的关系，是我掩卷毕、心有戚戚、思虑不已的、与全书内容关系不紧密、而直指作者写作初衷与源动力，以及我从年轻时代一直盘桓于心的“学者何为”的意外崭获。 我和笑宇都有在北大求学的经历。大学时我曾深困于最关乎“学术”的文艺评论，各种主义分析法让我特别莫名其妙，挠头不已，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结构到解构，从前缀“元”、“后”到“文学母题”、语言学思维与语言、母语与习得语之间辨证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今日回望不禁莞尔，固然要害在于读翻译思想版不似读母语书籍般吸收流畅，在于其时我的专业修为弱，阅读量小，知识面窄等，但究其要害点，在于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尚处于青少年感官的“feel”感知与探索界，思维不属理性、逻辑等“understand”解析层面。稍作点技术分析，既可能关乎天赋侧重，更可能关乎不同年龄人神经元的发展阶段。感观关情，强调“一花一叶”，重好恶，分爱憎，更多因点及面、见微知著；解析重理，重抽象，讲逻辑，明物理，需得全局观、抽象概念力。以“现代”概念为例，需先知“传统”，方能“现代”，方能“后现代”；以当下热词“元宇宙”概念为例，需对“非元”宇宙的丰富性和广阔性有穷尽认知，方能再次“元”起来。在这个终极意义上，感观和解析，都是人类思维认知世界、建构人文世界的不二之道，而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求索者，自因天赋和兴趣点不同，而着力点不同而最终殊途同归。 而以我年轻时窥学术殿堂不能得其门而入，到听闻天命年扣门之际读《技术与文明》而不经意激起万般思虑，究其根源，虽属个人经验，但却关乎“文艺、学术，孰与侧重”的相关问题，也实在因为，85后年轻学者张笑宇，在这系列书的写作源动力中，真真切切体现出学术与文艺圆融、学者冷静理性风与文艺家热血济世风的完美交织。他的这两本书不经意间，回答了我多年以来疑惑于心的对学术、文艺的鸿沟困惑、并行可能性，以及曾经因不能回答、就索性回避的自我困惑。 当然，这是我读出来与本书内容无关、却于写作动力、结构方法相关的个人经验。从这本学术著作中，我脑子里不断幻出疫情两年间世界无数观念遭遇颠覆后，作者日思夜虑、竞夜不能寐，披衣夜起，奋笔疾书的模样，在这部书文字的间隙或背后，我触碰到无比熟悉的把家愁国恨铸在诗文间的古今文学家们，作者的忧思、热血、心跳，上穷碧落下黄泉，于古今中外思想中游弋、史料间钩沉，以人类当前为镜，于故事丛中誓开新路的奋进模样，当真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掩卷后的第一读后感，作者非学者，更是一位于前路隐约、将明未明时的寻路者、振臂者、拯世者，在这个意义上，饱含济世心和人文关怀温度的学术，这自然是学者著作的最高期许。文艺与学术，身在其中登攀向上的人儿，自然各有天赋，各有阶段，各有取舍，然而在为人生、为人类这个命题意义上，自当圆融无二。 书中许多事实的穿透性揭示，让人触目惊心。比如，许多项关键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都附着于你死我活的战争，血淋淋的。而每一项技术突进直接导致的世界对峙力量的改变，比起传统史观中陈述的推动人类进步种种事实的背后，对于人类的摧残，从导致生命死亡的数据，而今时今日人类渐进举步维艰的境地更加明显，小白鼠实验仿佛人类的宿命，在此，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写道，人类作为地球上生灵之一，已经脱离了青少年的天真时期，进入了不得不向前的成人阶段，而成人世界，更重要的，或者说更正确的，在于理性与选择。在技术掌控世代、大数据无所不能的基础上，基于人类的良知与良知，便显得如此珍罕。 书中一个论断让我陷入沉思，作者说，“当制度成为技术”，我们就要格外警惕在制度取舍上的藏否，绝对肯定、否定以及相关而来的人类命运发展。同样的句式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还可以如是：当思想成为技术，当基因成为技术，当与人类生命相关的一切都成为技术……遭遇无限挤压的、与人类精神相关的灵魂和良知的空间究竟还存在吗？在哪里？事实上，这是每一个对未来社会依然怀着热忱、拥有期待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中国依托互联网的社会治理也好，欧洲有的国家对未成年人电子产品使用、和人脸识别等技术实施上明确立法也好，理论物理热议的量子纠缠也好……都在以己之所知、探索未来之无垠。物理世界的生命体与自然已经遭遇终极挑战，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传统意义上认知的灵魂、良知，何以自处？向何处去？ 这个思考关乎十余年来我投身的未成年人社会教育领域。我们即将迎来所谓的“工业4.0”时期，那是一个绝对技术的世代，互联网主宰物理世界的时代，人类精神和学习模式都面临颠覆和可能危机的时代，这时候我们怎么及时更新教育模式，去践行可能留给孩子们、下一代可能更好的世界，这是我当前的无助“天问”和锥心之痛。然后，在今世代长大的孩子 他们怎么才能成长为更好的人类，无论技术如何改变世界，让我们的孩子们依然葆有人类世界百万年验证过的善良与正义，这是读这两本书里给到我最具温度的启示，和同路人的温暖。 主持人评议 魏甫华：谢谢王芳，讲的非常好。福柯讲过，一本书写完出版后，作者就“死”了。每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它自会去寻找心中的读者。王芳可能就是这样的读者。 作者回应 Q & A 生命的不自然状态早已发生 回应王芳的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这个时代，自然和人这个东西早就受到挑战了。100年前，生育率也不再是自然了，咱们没办法定义自然，怎么定义正义，定义人的道德标准这都已经成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倒退回去，不可能不要技术，因为那样，就回到暴力社会了。我们只能往前走，我们成年了。 所以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个人最喜欢的故事是马丁·路德：从技术角度来讲，活字印刷术刚发明的时候，是阻碍世界进步的技术，因为当时找不什么印刷品适合用活字印刷术印，用活字印刷印《圣经》是不赚钱的，内容两千年不变，用雕版印刷效率更高。所以活字印刷最早发明出来，是用来印赎罪券的，这个东西又能卖钱，内容又老是变；这样一来，活字印刷这门技术就成了教会的天然帮凶。但是后来，历史为什么没往这个方向走呢？是因为出现了马丁·路德这个人！第一，他懂印刷术，他非常知道这种技术适合印小册子，一张纸最合适，所以他整个全写的都是小册子；第二他有精神，他说，教会错了，我一定要纠正过来，我不挣钱！他是那100年间出版作品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不收一分版税。我觉得这个是最浪漫的一个故事。历史事实是，整个历史完全是他一个人扭转过来的。 所以我相信，有技术加上有灵魂，能干大事。 杨立青 吴定海：让技术为人类自身服务 （向下滑动预览） 感谢专家们对笑宇这套书进行了非常深刻而有意义的讨论。特别让我惊喜的是，笑宇是深圳人，而且必将成为深圳市社科战线的专家。 《技术与文明》这个题目一下子把我吸引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人类文明。读书我的第一感受是，85后能够有这么敏锐的思想，文学的驾驭和表达那么精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姑且不谈内容，单就今天，一帮人文社会专家在谈技术，这个很有意思。全书谈的是技术的力量，书题叫《技术与文明》，但有一个问题：其实作者首先没有回答文明，你思考的文明是什么？当然，对于“文明”，现在并没有标准定义。大家都知道文明，都理解文明，但谁也说不清文明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也是文明，那也是文明……文明到底是什么？这件事，大概一直没人研究。 我现在在做文明研究，读过的跟文明相关的书很多，但是作者群没有人真正去深思或者解决“文明是什么”的问题。当然，要给文明下一个精准的定义，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的理解：文明，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或者族群，在特定的定义上，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形成的成果，他们拥有某种特定的心态，包括静态、动态等等形态表现。那么技术可以说是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最核心的一种要素。人类用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用技术进步来掌握更多自然规律，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掌握，让技术为人类自身服务，是我理解技术与文明关系之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讲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这是一种新型学术探讨，我希望在第三部书中能把“文明是什么”作一个交代，能特别阐明现代文明和传统领域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中，传统文明是农业时代的文明，不管叫“零增长”还是其他什么概念，其实就是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大问题。中国在农业时代产生的价值观，怎样通过对思想和世界的学习和认识，最终进入到现代社会，进入中国的现代化。总书记提到的中国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就已经遇到这个大问题。怎么鉴别“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什么问题？跟西方现代化有什么区别？并不是人类用一样的技术，就可以拆除全球不同价值观的各民族、族群间的认知鸿沟，因为文明很重要的构成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里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各个文明最核心的、最不宜改变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别人的技术（比如外国生产的飞机我们可以拿来用），来学习别人的生活方式。 我讲的不成体系，但我最终、最想关心的还是文明。也希望笑宇以后能对文明有更深入的思考。在日常生活的技术上，丁教授讲的例子我深有体会。我们小时候尿布反复用，到了城市以后发现居然还有“尿不湿”这个东西。虽然中国现在好象已经是一个技术大国了，但是其实还有太多令人烧脑的事：像我们生产的饼干袋撕不开，日本的就做得很好，这么细小的技术，没人致力去点滴改进，当然假以时日，我们也可以做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日本这个整体民族文明程度比我们高，技术更进步，生活方式就更文明，文明就是进步的一种感觉。我比你先进，我比你有礼貌，我比你身份高贵，就是这种感觉。有点感慨，说的不对，以后还有机会更多深入探讨。也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向各位讨教，像这种沙龙我都大力支持。 魏甫华 （向下滑动预览） 首先，我的预判，罗胖明年的跨年演讲，笑宇的书会是他的核心思想资源，尤其两个关键词一定会通过他的演讲后成为大众流行的词汇，一个是他提出的“超级问题”，所谓“超级问题”就是那种永远被追问，永远也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例如笑宇《商贸与文明》一书提出的“现代社会从何而来？”笑宇在《商贸与文明》书中提出这个“超级问题”的同时，还创造了一个概念叫“超级事实”，就是能够打破所有人共存其中的幻象，击溃每个人基于自身认知所构建出的想象空间，将所有人强拉到一个巨大的、紧迫的、咄咄逼人的现实面前的事件。例如我们2020年初爆发至今还没有结束的疫情，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超级事实”。还有一个是“正增长秩序”这个概念，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现代经济总体增长的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其次是高速增长能够持续较长时间，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很大。引入计量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古代社会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的人均产值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实现库兹涅茨提出的两项指标的社会，是一个“零增长社会”。能够持续实现人均经济产值增长的社会，就是“正增长社会”，这个社会认为人本质上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为了确保这一点，一切皆可交易的认知方式与权力结构所缔造的，就是“正增长秩序”。一个社会要从零增长社会走向正增长社会，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搞商贸。理论模型非常简洁，却具有极强的解释性。 第二是笑宇兄刚才也在分享中谈到了，对问题的重要性程度把握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知识来进行理解。我们目前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基本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200多年的时间所形成社会科学知识，信息计算技术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革命，已经对我们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产生的巨大挑战，或者说，这些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已经难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和未来所要面对的问题。这说明时代在呼唤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要求我们必须从以往那种学科之间壁垒严重，有点几乎生死不相往来的境况中摆脱出来，必须要有全球性的大格局大视野，需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尤其是在技术和文化的交叉学科角度，提出新问题，找到新材料，发现新理论。这个其实在欧美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尝试，例如近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往往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学神经心理学或者行为科学的。国内也有一些在做，例如笑宇他们的“大观”学术共同体，但是受现有学科分类的知识制度性统治，要成为学术主流还有一段路要走。我把笑宇兄的文明三部曲看作是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努力。 第三，是一个批评，但同时也是笑宇的书对我刺激最大的地方，就是他的学术想象大于学术论证。以他的《技术与文明》一书为例，刚才他也讲到了，他既不是要写一部文明史，也不是要写一部技术史，所以存在刚才袁园博士所提出来的他写作的对象或者读者对象不够清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既有的文明史和技术史的家法搁置，只面对问题本身，他的学术想象和猜想却极具刺激，在很多方面对我们的认知甚至是颠覆性的。我的理解是，他这本《技术与文明》所要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探寻哪一种技术的出现形成了一个文明发展的基本盘，或者说底层逻辑。这种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不会写成区域性国别文明史，也不会是时间线性的技术史。他提出了一个技术与社会的“汇流模型”理论，其中谈到“河床”理论，我不知道是否受维特根斯坦的“河床”理论的影响，但具有概念之间的家族类似性。这个理论模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还属于一个描述性概念，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社会科学分析性概念，但在学术思想层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努力方向。俗话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这在学术研究上也如是。 在他的书中，这种学术刺激的案例很多。例如他提出解释中国大一统文明模式的“弩机猜想”。我们有很多解释中国古代大一统文明模式形成的理论，基本是传统文史哲学科的论述，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进行解释的，还不多。笑宇这个“弩机猜想”是一个社会科学角度的努力，虽然离成熟的社科理论解释还有一段距离。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兼浙江大学讲席教授赵鼎新，他在《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战争理论模型。他这本书也是对美国学者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回应。笑宇的论述并不在突出弩的实战作用，也不是要强调秦国凭借弩的强势实战性横扫六国，而是要说明“弩”的社会功效：“用技术的力量将原先无法有效动员的平民百姓充分动员起来，变成（在特定作战环境中）可以驱策的部队，以适应战国时代的大规模冲突。而‘统制者’可以这样做，又是以能够彻底变革封建时代的治理结构，摆脱‘小圈子’和‘血缘亲族’的桎梏，建立一种‘科层化’的现代管理体系为前提条件的”。笑宇称其为“弩机猜想”。强调“弩”在打破贵族圈子，建立科层社会方面所具有的潜能的相关论述，令人眼前一亮。这一观点既对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事实做了创造性的回答，又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反思。 最后说一点，比较笑宇的《技术与文明》和《商贸与文明》，从全书的理论成熟度和流畅度，《商贸与文明》比《技术与文明》要写的好，《商贸与文明》有一个比较成熟度理论解释模型贯穿全书，让读者不至于迷失。而从学术想象力和学术刺激程度，我个人觉得《技术与文明》要比《商贸与文明》更多，《技术与文明》每一章都有一个大问题，都可以做成博士论文。 一些现场互动的小花絮~ end
章东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