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佛梅 吴定海 |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一般规律与中国方案

　　作者 | 邱佛梅 吴定海

　　邱佛梅，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吴定海，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新闻学博士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全球性经济社会变革性运动，现代化正走向多元化发展趋向。现代化理论归纳最早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近代西方发生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经验归纳，即“经典现代化模式”。在此话语体系中，现代化包括“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不发达国家的西方化（19世纪之后）”双重含义。但这一理论范式既误解了传统也遮蔽了现代，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其他模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文明史上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引发世界讨论“作不发达国家应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单向度假设”是否合理、是否行得通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现代化由最初的西欧模式、北美模式、苏东模式，又逐渐衍生出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有力抨击了经典现代化模式的一成不变和全盘西化理念。而后衍生出带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依附论发展模式”，主要以拉美国家境遇为典型案例。依附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且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非合理性制裁、剥削、统治和控制。为此，该理论提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唯一出路便是摆脱依附关系并切断一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联，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但此种理论也因主张片面的“外部因素决定论”而受到诟病。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我们称之为“发展型国家模式”。这一理论对依附论造成极大冲击，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国家的属性和能力对于现代化赶超同样重要，但其“理论化程度不够，仍是一个存在大量开放性话题、并持续演进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诞生“世界体系论模式”。这一理论提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纬度构成的复合体，并建构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来解释世界体系的极端不等性，揭示了全球现代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但该理论依然存在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划分没有定量标准，相对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不能反映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全貌”等局限性。百年现代化进程已经衍生出诸多不同流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理论范式。但目前这些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内置具体历史条件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世界性和一般性，也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作主旨讲话时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为了更好理解使命型政党认识、学习、追赶世界现代化以及面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引领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我们首先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演进逻辑、经验比较和一般规律基础上去获得必要参照。为此，本文将重点开展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比较，寻求总结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最后概括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提炼其模式、理念和方法，以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启示。

　　世界现代化是多维现代化。郑永年将现代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二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是基础，是以追求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关于人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建设更多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制度。人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一）物质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世界的物质繁荣、技术进步和财富创造，既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对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深刻理解世界经济现代化历史规律的重要途径。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现代化浪潮中“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我们通过物质现代化发展成与败比较发现有以下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建立符合现代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经济现代化，就是适应生产力需要而调整生产关系，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这是目前现代化转型理论的基本假定前提。从全球生产力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全球现代化本质是一个摒弃野蛮掠夺走向全球市场化的发展过程。就目前现代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来说，当下最好的发展方式和方法就是市场经济。而实践也证明，进入到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管是以德国、瑞典、瑞士为代表的自由型市场经济，还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协调型市场经济，亦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代化道路上，均在不断探索建立不断完善更加适应本国发展生产力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持续增长战略方面，重视不断升级转型的工业化道路。世界现代化道路源于人类第一场工业革命，由此改变了生产方式并提高了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力，所以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发展生产力，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而世界的工业化道路又经历了标准化、规模化、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这一序列过程，由此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世界工业化道路也是多线性发展，衍生出自由放任式推进的英国模式、阶梯式推进的日本模式、渐进式推进的中国模式等。为此，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早期“唯物主义”的工业文明也带来了现代化过度发展和严重失衡的“发展性危机”。21世纪以来，绿色现代化和理性现代化便开始成为世界工业化道路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开展永不停歇的技术创新革命。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那么技术创新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一生产力，是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发达的生产力和商品，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的根本动力。在过去五个世纪中，世界上大致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即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以及电子和信息革命。它们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前四次浪潮，包括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当前正发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历次工业革命，都是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引发的，每一次科技创新的突破都会带来现代化的飞跃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例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创新发展带来其世界地位的提升。相反，拉丁美洲的创新技术主要依靠欧美输入，并没有建立起本国的创新体系，为此现代化进程则受制于人。苏联也因延误了电子和信息革命，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及时，因而造成国力衰败。

　　在生产要素方面，注重提升资本、人才、市场等国际化水平。世界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也体现在生产要素国际化领域。在整个世界商业体系中，现代化工业、农业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日益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供给。而所需的货币资本、劳动力、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在国际间高频率流动。技术要素在国际上也呈现出“吸纳与输出双向均衡”扩张的趋势。资本、劳动力、技术国际转移和国际生产活动等，呈现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开放性、共享性特征，由此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结构版图。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末的英国正是得益于金融服务和建筑经济领域卓越的国际能力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就目前来说，现代经济市场化与国际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最大的贡献者是跨国公司。全球庞大的跨国公司群，以资本为载体实现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跨国界、跨区域流动，由此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实现规模化生产、差异化生产以及生产要素国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产品贸易国际化，从而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各国在现代化运动角逐中也意识到，追赶“现代化”必须要提升资本、人才、市场等生产要素国际化水平。

　　在国别与区域合作方面，建立国家或区域之间“全球现代化伙伴关系”。现代化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现代化发展与世界脱钩都是行不通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破除地区性个别发展思路，进而拥抱世界建立“现代化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到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体系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去。以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发展为例，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与分工越来越紧密，建立区域联盟和自贸区，被纳入到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体，有力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化。一国现代化与全球化具有不可分割性，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全世界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131015亿美元增长为2021年44914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0.83%；全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29550亿美元增长为2021年11533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4.38%。事实上，尽管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短暂的逆全球化，但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需求正在加快全球布局，科技创新正在加快全球扩散，生产要素正在加快国际化，推动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世界现代化取得物质繁荣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过度物化的现代危机。第一，生产方式全面物化的“矛盾性”凸显。资本化与物化使得市场化和资本权力得以长期维系，但资本、市场以及物的过度统治也进一步造成问题百出的“现代性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旧的生产方式不断在解体，而“全面物化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矛盾性”愈发凸显，集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最终造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第二，资本权力全球增殖扩张引发多元化冲突。随着物质现代化的全球普及普惠，资本主义国家或许出自于对“地位和安全”的过度焦虑以及资本权力被削弱的担忧，不断掀起争夺霸权的全球商业战争、技术垄断战争、国际制度战争、地缘冲突战争等。一些国家还违背开放潮流，通过构筑“小院高墙”的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粮食、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短缺困扰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扰乱全球生产秩序。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巨大滞胀压力且分化加剧。第三，全球滞胀型债务危机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挑战。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负债率已超过30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分别为负债总额世界第一和负债率世界第一。各国政府债务屡创新高，国际资本又逐步离场，极有可能触发主权债务违约、经济萎靡不振、通胀率飙升、全球金融危机等风险。第四，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变革，也产生生态危机、国家安全危机、科技伦理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等，现代化的危机四伏。例如，近些年发展迅猛的人工智能，技术都还尚未成熟定型，但自动化武器、AI造假、家庭伦常破坏、黑箱隐喻、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等问题却已经层出不穷。而随着近些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资本为驱动力的数字权力也正逐步在全球扩张，试图构建起新的一套数字经济体系，从而实现“数字控制”占据和主导资本市场。总之，资本扩张性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在当下都必须要进行深刻反思和迫切需要解决。

　　（二）制度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有着相似的国情背景并采取相同的体制变革路径，却形成了经济社会高速增长发展或经济社会衰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中所采取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组合方式，并非都是可适应、可协调、有效率的。包刚升以“精英-制度主义”逻辑展开分析框架，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该国统治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与政策。总结众多制度现代化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实践经验发现，以下几个维度是重要因素。

　　现代化制度应具有调适性。现代化道路面临经济发展、政治秩序、社会风险、生态变化等众多“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交杂的内部危机与外部挑战。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调适经济政策纲领，在经济增长、所有制及分配方式上保持平衡，保持制度的高度灵活性、韧性与弹性，不断强化制度自身调适能力，不断满足民众利益诉求，以提升治国理政绩效合法性。例如，1993年，南非出台《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来应对黑人参与经济和解决提升黑人就业率等问题；1994年，南非推出“重建与发展计划”，以政府主导型社会服务和财富收入二次分配来带动经济增长；2003年，南非又颁布了《广泛的黑人经济振兴规范（B-BBEE）》来推动黑人中产阶级崛起。可以说南非在政策制度不断调适中实现了2002—2007年GDP年均4.78%的增幅。2011年，南非得以成功加入“金砖国家”并建立了“南非-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现代化制度应坚持开放性。制度现代化的目标并非全人类终结于千篇一律的某种制度，而是要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得以践行。要实现这种理念，必须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可以通过不同性质的制度形态，甚至是多种性质制度结合并行来推动经济现代化。例如中国在生产力并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而采取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方式，也是符合制度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制度优势。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并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的，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也并非单线的而是多样化的。为此，现代化的制度必须是“非教条性”“发展性”和“兼容性”的开放性制度，否则无法有效保障现代化良性发展。

　　现代化制度应坚持自主性。制度的自主性是指国家超越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要挟自主地决定和形成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自由度。缘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和动力机制差异较大，各国各民族现代化起步、模式、道路也不尽相同，在制度设计上理所应当尊重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现代化以及科技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日本现代化建设的自主能力相对偏弱，其外交政策和现代化制度建构方面严重依赖于美国。为此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现代化建设进入长达30年的增长缓慢甚至是停滞状态。各国各民族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依靠自己的努力，探索适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选择彰显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此外，制度现代化讲究制度型开放，也强调制度型自主。各国既要善于利用世界体系实现本国现代化发展，科学处理好与世界体系关系的开放性，也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重视本国制度的自主性，在国家现代化制度建设上保持民族自主意识、追求现代化内生动力以及经济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能力提升。

　　现代化制度应注重协调性。现代化强调经济与科技、教育、文化等协调并进，同时也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共生。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工业化与其他经济社会领域未能协调发展、平行推进，导致发展陷入较多制度障碍、社会危机陷阱、技术创新停滞。但并非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会发生，例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却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既强调市场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也非常注重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既注重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体系，避免了收入差距扩大；既注重招商引资，也注重招才引智，不断引进人才、激发创新能力。

　　现代化制度应追求包容性。为什么都在美洲、都有殖民历史，北美发达而南美贫弱？为什么朝鲜韩国一线之差，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如此天壤之别？为什么非洲战乱频繁、积贫积弱？为什么国际援助、国际减贫难以长期奏效？为什么很多近似的地理位置、近似的自然资源、近似的文化但是由于制度不同，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例如美国和墨西哥、韩国和朝鲜、博茨瓦纳和索马里……我们从一对对鲜明的案例比中可发现，建立包容性制度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然条件。光是建立经济制度并不足以支撑现代化经济发展。只有建立法治、权力制衡，适度集权且保护人权，激励自由市场且利益制衡，才能形成稳定的现代化系统，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循环发展动力，保持发展可持续，保障政治稳定、经济富有活力。为此，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强调，国家治理文明和繁荣的成功是多种影响因素的结果，它应该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综合作用的成果。对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包容性制度回应是国家推进可持续现代化的重要策略。

　　世界国家追逐现代化都将“善政善治”提上日程。各国制度发展在现代转型中虽然结构和形式因国家而异，但不少国家还是实现了可持续性增长。但令人痛心的是，在全球经济、制度、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有一些现代制度正处于滑坡倒退状态。第一，地缘经贸关系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侵蚀国际规则体系，引发国际法治危机。例如，2023年巴以冲突持续，联合国安理会上相关决议草案被否决，部分西方国家强行介入，动摇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秩序，导致世界陷入一定程度上规则失效、治理失序的状态。第二，制度非中性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在国际制度竞争中，部分国家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目标，在制定政策时将“排外”和“内顾”作为现代化制度和规则设置的主要考量，表现为构筑其排他性“小圈子”制度体系，或制定限制性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典型国家有以美国为主的霸权“脱钩”战略和“规锁”战略，破坏既成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框架的多边贸易秩序，但同时也瓦解了自身体系。第三，制度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匹配。最为凸显的是，不少现代国家防范风险与化解危机能力不强，应对外部变局与环境风险的政策定位失误，或政策执行效率低，直接影响其治理绩效。

　　（三）人的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历经“器物之变”“制度之变”和“文化之变”，对现代新质不断接纳、消化、转换和建构，进而生成现代素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持久过程。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人的现代化可以说是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并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作为主体力量和作为文明尺度的关键性作用。回顾历史，人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对“人的依赖性”，转化为对“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确立的发展过程。

　　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表现为理性化和知识化。人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的革新，以人的知识素质提高和思想文化转型为内涵，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理性化和知识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首要表现。“现代化是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的控制的扩大”，所以现代化首先是全面的、理性的合理化、科学化发展过程。不论是从中国的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科学实践、技术创新和现代教育不断生产、传播和转移新知识，使人类逐渐摆脱思想观念禁锢，具有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等，不断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尊严等理性化价值。同时人作为劳动资本也在知识化过程中从体力劳动转入脑力劳动。而人的理性化和知识化又进一步推进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通常会普遍性运用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合理的设置机构企业，合理的核算并追求合理的技术、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制度，这体现了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韦伯、迪尔凯姆、帕森斯等西方学者总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转变，理解为是从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行为方式向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行为方式的转变。

　　第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表现为世俗化和福利化。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历史时代中不断追求进步的“文明形态”。从狩猎采集到农作物耕种，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世俗化和福利化。所谓世俗化，是与宗教化相对应的一个社会现象，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现实世界，并接受与之相应的现实性、理性化的基本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世俗化表明，人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目标从追求“来世天国”的幸福转向“现实生活”改善延续的幸福、从“超验自然主义”观念转向“科学自然主义”，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福利化，是指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生产要素优化或积累，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自然福利、农业福利、工业福利和人文福利。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正逐步迈向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转换。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但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基本趋势，即现代文明形态在人类生活方式上将更加遵循生态准则、伦理准则、健康准则、文明准则以及福利准则。

　　然而，“人的自我异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问题。早在19世纪西方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启动之初，马克思便提出人的“异化”问题。现代化对人的全局、深刻塑形也引发了多方面危机和挑战。第一，“主体人”与“工具人”之间的摇摆不定。人在现代化运动中始终在工具性和主体性之间不断徘徊，彰显人的分裂性和矛盾性。时而为追求功利化附魅于物性，把“主体人”降格为“工具人”，时而又在落寞的“工具人”角色中思索着如何重拾“人的尊严”和独立性、主体性。如此怪象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着实难以摆脱对物的依赖。西方现代化的最大悖论就在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失落、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其最终结果使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第二，全球性“精神危机”凸显，人的精神世界与物的现代化严重“脱节”。“精神危机”是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步增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被资本和器物所支配，现代人的精神无所皈依。全面的商品化、资本化、物化正扼杀和瓦解着人类的平等友爱、诚信互助等理性化价值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信仰沦丧和道德沦丧，精神世界空虚。尤其是数字时代，“佛系”“丧文化”“躺平”等异化精神现象层出不穷，表明人的精神空间相对蜕化，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失衡。第三，全球性“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崩溃”可能成为人的现代化最大危机。没有什么比人类世界后继无人更可怕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2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为-0.6%，全球人口负增长、不断衰减的趋势不可逆转。出生率过低、人口老龄化等将进一步阻碍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资源分配中的非合理配置，也使得全球人口的现代化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特征。

　　现代化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世界近现代史主题。为何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或早或晚，或全面或片面，或内源或外生，或成功或失败？分析世界现代史可知，现代化非千篇一律，但有规律可循。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客观规律。

　　（一）世界现代化没有千篇一律的固定模板

　　现代化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民族性。成功的现代化并非通则，而是特例。盲目照搬、东施效颦一国模式必然带来惨淡后果甚至是灾难性问题。例如，清末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三次变革，中国人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照搬外国模式，思想上、技术上、制度上都水土不服，想跟上近代化的步伐，却都以失败告终。再如，越南效仿中国模式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老挝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等，也均未取得持久性的理想发展成效。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适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可复制、可抄袭的。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均不是唯一标准，任何一个指标也无法概括现代化全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现代化具有多元性，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现代化的特征内涵具有多重诠释且处于不断深化中。基于不同视角看待，现代化具有多重诠释。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在2013年把现代化的特征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现代化本身就是个“类化”概念。那种倡导世界文化统一化、世界文明同质化的极端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可行的。现代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代化的特征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呈现出新文明特质和新实践向度。现代生产力不断变迁，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随之不断拓展和深化。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20世纪冷战结束之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由此引发“世界现代化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西方化”的全盘西化风潮。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诞生，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被逐渐打破。西方国家先发按下现代化的“快捷按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把西方现代化作为追逐标准，塑造了西方模式是现代化唯一路径的话语体系。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诸多弊端显露，世界各国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非现代化的唯一范本，更不是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尺度。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现代化可有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从比较现代化来看，各国资源禀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历史传承、文化底蕴等现代化基础差异非常大。世界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属性、制度内涵、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陈峰君将世界现代化分为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并把西方（西欧、北欧、北美）和东亚这一对反差极大的模式作为两类成功的现代化模式。何传启等更是将国家现代化分为56种组合模式。罗荣渠根据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权力结构的不同，将现代化模式分为三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的现代国家机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构+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即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具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必然性，而追求现代化的路径可各不相同。

　　（二）世界现代化实践已形成一些共识标准

　　如何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目前来说，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的界定标准各执己见、尚未统一。始于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便兴起了社会指标运动和现代化评价运动。实践经验表明，虽现代化模式各异，但现代化目标和结果却具有国际可比性。例如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国家概览指标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概览指标体系、欧盟概览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等；学术界层面，布莱克的现代化指标体系、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以及何传启等中国学者构建的100个现代化指标等。这些均是国内外各界对现代化指标体系和共识标准研究探索的典型代表。由此表明，世界现代化实践已形成不少共识标准，一些公认指标值得参考借鉴。

　　物质现代化的共识标准。国内外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从整体经济规模角度来评价，例如经济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均GDP年增长率、国民总收入(GNI)、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NI）、个人可支配收入（DPI）等；二是从经济结构比例角度来评价，例如工农业产值比例、服务业产值比例、非农业就业比例等；三是从生产要素角度来评价，例如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工业机器人使用比例等；四是从分配与消费角度来评价，例如国家税收比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等；五是从创新与开放角度来评价，例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资本流出入量、企业跨国公司数量与经营情况等。

　　制度现代化的共识标准。在制度现代化目标上，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具体制度来践行实现。在制度治理现代化层面，全球均关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民主化、公众参与、控制腐败、权力约束、监管质量、法治规范、污染控制等现代化指标。在制度现代化效果角度看，全球各国都注重在提升制度适应性、包容性、开放性、共识性、自主性、协调性、调适性、有效性等方面下功夫。

　　人的现代化的共识标准。要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居生活方式现代化，例如通过充分的民生保障来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优越的人口再生产条件，还包括精神层面的革新和现代化，主要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人的素质现代化和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基于此，全球对于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标准通常包括：一是关注人口结构与基本素质，例如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人口负担系数等；二是关注人才储备与科技教育水平，例如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研究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等；三是关注文化繁荣与社会文明，例如权利保障、文化繁荣、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四是关注民生保障与社会福利，例如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与福利覆盖面，恩格尔系数等等。

　　（三）政党是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政党是整个人类现代化“文明链”或现代经济体系、制度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和关键力量。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百年老党都在本国现代化进程中打下深刻烙印，成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为什么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根源是苏共未能解决自身的现代化转换问题，不再能够肩负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时代任务。为什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是其意识到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人民对政党有着新的要求，对政治有着新的诉求，对社会有着新的期待，执政党要满足人民的新诉求，不断调整自身建设，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政党影响现代化的案例众多，例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推动本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都在其建国、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中起到重大作用，等等。实践证明，政党引领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新范式、新方案。而近几十年以来，随着以政党主导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新加坡等非经典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转型和强大崛起，政党主导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也逐渐成为全球现代化角逐战的主流路线。“政党中心主义”超越和弥补“国家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谱系缺憾，已成为用于解释现代化奇迹的全新理论视角。世界各国学者也开始将“政党-国家-社会”等量齐观构建分析框架，作为现代化的关键解释变量。“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有效运转，其逻辑在于通过现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和组织权威，在国家职能体系中平衡国家与资本的张力，实现对制度、组织、人的统合能力，实现国家政治的重建与社会秩序的重塑。

　　政党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一个政党要引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党必须具有现代化的执政能力和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截至2021年，全世界政党总数已经超过万个，且各国政党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实践中，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起着决定生死的作用。以拉美国家为例，不少执政党非常重视政党的司法概念和属性，强化政党立法和对政党的规范管理，不断定义拉美政党政治版图；而有些政党忽视自身建设，造成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官僚腐败、代表性危机加重等问题，政党政治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削弱了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于1929年建党后连续执政71年，却在在2000年大选中下台，而后又在2012年大选中赢得重新执政，创造了拉美政治发展的“奇迹”。该政党缘何东山再起，得益于其意识到政党治理失效的惨痛教训，便从2000年开始改革，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建设等方面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长期且稳定的执政地位也是国家现代化推进的重要条件。西方国家大多实施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制度，选举型政党围绕资本逻辑则着眼于短期选举需要和眼前权力利益博弈，难以做出连贯统一的政治目标和长期规划。由于缺乏一个长期稳定且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些西方政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也严重衰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执政环境发生巨变，执政风险不断加剧，执政党想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内部治理的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升自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不仅要求执政党为国为民为社会的政党性质转变，还包括政党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如政党与政府、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科技等关系的调整。

　　现代化不仅是人类的，也具有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理论表达，是对国际讨论的“中国模式”这一被动式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它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纠偏，为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试图规避资本主义发展根源性缺陷的发展道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对资本文明的超越性。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存在着两条相互交织的思想发展线索，即“传承和发展现代性”以及“超越现代性”这两大脉络。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文明化和灾难化两个层面的矛盾性进行了深入解析，指出了现代文明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型的现代化进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视野下，经过中国长期实践探索，形成一套“政党引领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政党引领型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典型的“政党引领型”发展模式。历史上，不论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还是以德国、俄国与日本为代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都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西方国家经过长期战争建立了民族国家，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因此，西方国家中的政党通常是在现代国家转型成功后，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行动者。而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外部嵌入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是被动发展的。推进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力量天然缺失。这决定了政党必须代替社会力量完成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于是政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必然选择。为此，不同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逻辑正是“政党中心主义”范式，这是解释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以及中国式政党制度发展独特路径的主要理论基础。亨廷顿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政党引领型”模式，亦可成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新模式、新选择、新方案。

　　政党主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最坚强的领导者、最先进的探路者及最大的创新者。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核心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进程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现代化演进的最本质特征、最大政治优势和最根本的政治前提。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既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导逻辑，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推动政党自身现代化，得益于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党、领导党和使命党的三重属性，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全面领导，将政党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发展目标有机衔接和融合，确保现代化事业稳步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党在百年艰苦奋斗过程中，不断塑造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经济领导力、社会号召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并形成了集中统一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带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典型特征，如鲜明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纪律、一元化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等等。同时，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执政机制，包括政治决策机制（民主集中制）、精英录用机制（党管干部）、利益综合机制（群众路线）、价值引导机制（宣传思想）、社会联系机制（基层组织），党政协调机制（党政联席会议）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领导体制，破解了超大规模人口治理的难题，破解了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式现代化难题，也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局提供多元问诊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坚持独特“六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各国一道，共同推进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模仿或者复制西方，也并非要求人类直接取代或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一种对人类现代化多样性的主张，始终秉持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应交流互鉴的态度。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倡导“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授人以渔”的内源式发展哲学。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彪炳史册的现代化发展奇迹，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实现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把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塑造作为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是与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现代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观。否定历史就没有现代化的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历史、尊重历史，顺应历史、把握历史，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扬弃观，坚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担当作为创造奇迹。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中国式现代化秉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深刻阐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第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这是一种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自主性民主，克服了西方政治民主文化的基因缺陷，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第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贯穿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坚持“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不仅是一种理论，还代表着一种执政智慧和现代化方法。基于“两个结合”方法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和成果。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则性设想，在把握不同历史形势和回应人民需求和向往中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成功实践的伟大样本。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深入挖掘和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还讲究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贯通、融通。“两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本和源、根和魂，实现了明体达用新境界。

　　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来看，“两个结合”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启示在于寻找内源式发展模式，立足本国文化的主体性，构建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着眼于解决本国具体实际和具体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成功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完全靠自主性、内生性发展的成功实践。中国发展正确理解与诠释了“两个结合”方法论，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统治和市场至上的逻辑，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张力，解决了西式教条下难以化解的市场化、民主化等逻辑悖论，有利于克服西方模式中资本唯利是图、选票至上、利益集团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铸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着多重危机和风险挑战，人类现代化征程再次陷入困局。面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答案、全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科学思想引领、政党中心主义、政党使命驱动、发展战略谋划、中国制度优势”等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和实践成就，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面向未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推进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既要以“世界”为尺度，始终遵循世界现代化客观规律，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也要以“中国”为场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总结与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基金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前海合作区开发开放的创新路径研究”（SZ2022A007）；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22ZDA059）；深圳市社会科学院2023年度重点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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