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文学边界的以色列阿拉伯作家

　日期：2021-07-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以色列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同时也拥有100多万阿拉伯人口。在以色列的作家队伍中，既包括犹太作家，也包括阿拉伯裔作家；既包括本土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表现为一种多元文化特征。

　　毋庸置疑，奥兹、约书亚、格罗斯曼等希伯来主流作家代表着以色列文学的成就与水准，但在希伯来主流文学之外，还有用母语创作的移民作家，以及多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用阿拉伯语或双语创作的阿拉伯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选择既是情感的选择，又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这些作家用饱含深情或运用娴熟的语言，讲述着身在以色列的生存体验，诉说着与土地、语言、文化传统和现实世界的关联，展示出一道别样的风景。

　　“阿拉伯裔作家”和“阿拉伯语作家”

　　在使用“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这一术语时，应注意区分以色列语境中“阿拉伯裔作家”和“阿拉伯语作家”这两个概念。

　　“阿拉伯裔作家”指具有阿拉伯血统，同时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作家，他们多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留在此地的原巴勒斯坦人及其后裔。这批作家的身份比较模糊，既被称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又被称作“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这批人有相当一部分采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少数既用希伯来语又用阿拉伯语双语创作。有些阿拉伯裔作家出于某种文化需求与政治考虑，倾向于用阿拉伯语创作小说和诗歌等纯文学体裁作品，使用希伯来语撰写非虚构类政论文章，以期在以色列社会赢得话语权。而“阿拉伯语作家”并不专指“阿拉伯裔作家”。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色列拥有大批从阿拉伯世界移居以色列的移民，这些人在学界被视为“阿拉伯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虽然阿拉伯语已经成为一种过去的语言，与以色列新环境下新的现实表达有些格格不入，但对于母语是阿拉伯语的犹太作家来说，尽管自幼受到一些希伯来犹太文化教育，不过要用纯熟、晓畅的希伯来语进行文本创作，绝非易事。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一部分作家选择继续使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如伊兹哈克·巴-摩西（Yitzhak Bar-Moshe，1927—2003）、萨米尔·纳卡什（Samir Naqqash，1938—2004）；另一部分作家则把创作语言改成希伯来语，如萨米·迈克尔（Sami Michael，1926— ）、西蒙·巴拉斯（Shimon Ballas，1930—2019）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这一术语比较模糊，对于不太熟悉以色列社会人口因素构成的中国读者来说，容易产生歧义。

　　　语言、身份与生存困境

　　以色列阿拉伯裔作家的创作，既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文学，也不同于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文学。现代以色列国家在1948年建立后驱逐了一批阿拉伯人，也使依旧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裔作家面临新的政治文化处境：他们一方面是以色列公民，另一方面则负载着巴勒斯坦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同以色列为敌的阿拉伯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大批阿拉伯精英背井离乡，而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多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与代表阿拉伯文化传统的阿拉伯主流世界基本上割断了联系。在新闻与创作领域耕耘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多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由于当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他们无法读到阿拉伯世界的出版物，缺乏与阿拉伯世界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学想象力。

　　语言是维护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当时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语报刊主要有日报《联合报》（Al-Ittihad，1944年创刊于巴勒斯坦）和期刊《新报：阿拉伯文化与艺术论丛》（Al-Jadid，1951年创刊，被学界称作《联合报》副刊）。这些报刊为阿拉伯裔作家发表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提供了平台，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与阿拉伯媒体和阿拉伯图书市场的关联。与此同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一批伊拉克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们当中有作家、翻译家和记者，包括哈达德（Meir Hadad，1914—1983）、索麦赫（Sasson Somekh，1933—2019）等人。这些人在推进以色列的阿拉伯语文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以色列国家的阿拉伯语文化事业。但后来许多作家逐渐融入犹太社会中，开始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

　　1954年，诗人哈达德（Michael Haddad，1919—1996）在拿撒勒创办了《社会》（Al-Mujtama’）杂志，为该刊撰稿的作家如拉希德·侯赛因（Rashid Husayn，1936—1977）后来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拿撒勒成为当时的阿拉伯文化中心，这里出版报纸，有书店，还有出版社。这时期的创作文类主要是短篇小说和诗歌，长篇小说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

　　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着军事管控、生活贫困等困境，但当时的作家鲜少直接叙述政治主题（见《短篇小说作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一面镜子》英文版，2017）。犹太人也是以色列阿拉伯小说中的重要描写对象，不过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作家描写的犹太人物形象多是正面的（见《寻找失落的身份：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小说》英文版，2008）。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1922—1996）在1954年的《门德尔鲍姆门》中，写了一个阿拉伯小姑娘突然穿过边境，向离开耶路撒冷前去约旦与儿子相聚的祖母道别，令以色列官员颇感为难。此类描写表明，无情的法律实际上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形成了阻碍。

　　“六日战争”堪称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作家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作家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作家的联系逐渐密切，阿拉伯世界也开始对他们的创作发生兴趣。与此同时，以色列阿拉伯文学趋于成熟，埃米尔·哈比比便是一位重要作家。哈比比一直居住在以色列，并成为议会议员，1972年从议会辞职后，专注于小说创作，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1974）被视为现代阿拉伯文学的经典之作。主人公赛义德是一个既欢乐又痛苦、既乐观又悲观的矛盾统一体。身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他在“六日战争”期间不知道是该站在巴勒斯坦同胞一边，还是要对他的国家表现出忠诚，由此透视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夹缝中举步维艰的命运。该小说1990年获得巴解组织颁发的圣城奖，1992年获得以色列阿拉伯文学奖，表明作家接受阿以两个民族共存的态度，但因此也备受争议。

　　身份危机乃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重要特征。“六日战争”以后的一些政治事件，如“赎罪日战争”、黎巴嫩战争、巴勒斯坦人起义、奥斯陆协议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危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以色列阿拉伯裔作家创作的许多作品不再去政治化，开始描写以色列军事统治与阿拉伯人孤独的反叛。80—90年代，文学作品强调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逐渐增长的民族意识及其身份的恶化。比如，哈比比曾描写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一位与丈夫前去美国探亲的老太太经过繁文缛节的机场安检后竟然失去了行走能力，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由此既透视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困境，又反映出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用希伯来语讲述阿拉伯人的故事

　　在以色列，也有一部分阿拉伯裔作家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如果说阿拉伯语是其挚爱的民族语言，那么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一方面表明他们已与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社群拉开距离，另一方面则出于文化与政治考量，使用希伯来语创作也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在所居住的国家中与占主流地位的民族进行交流，希望以色列的犹太读者能够阅读其作品，在以色列赢得话语权。从以色列建国初年到60年代末期，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阿拉伯作家寥寥无几，只有艾塔拉赫·曼苏尔（Atallah Mansour，1934— ）和拉希德·侯赛因比较突出。曼苏尔认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犹如在夹缝中生存。阿拉伯国家因这些作家不肯抛弃犹太国将其视为叛徒，而以色列社会又把他们视为另类。他之所以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想攻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心目中的社会理想模式——基布兹。但令他吃惊的是，犹太批评家非但没有对他进行指责，反而称赞他自由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曼苏尔的希伯来语小说《在新光中》（1966）描写的便是一个以色列阿拉伯青年在基布兹的体验，是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作家创作的鲜见的希伯来语叙事文学。

　　“六日战争”后，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有内姆·艾拉伊迪（Na’im A’raidi，1948—2015）和安通·沙马斯（Anton Shammas，1950— ）。沙马斯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其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阿拉伯式》希伯来文版在1986年出版，英文版于1988年问世。小说用希伯来语书写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把以色列阿拉伯人当作主人公，从而把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从以色列民族叙事的边缘带到中心。小说以作家出生地——上加利利的一个阿拉伯小村庄为背景，写“犹太军队”对这个小村庄的占领与征服。小说以其高超的希伯来语技艺，冲破了民族与阶级界限，成功地居于希伯来文学经典之列。

　　内姆·艾拉伊迪是一位德鲁兹人，1948年出生在加利利。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出版过多部诗集和长篇小说《致命的受洗》（1992）。他生前曾多次访问中国，且在以色列上加利利自己的宅邸接待过多位中国诗人和作家。作为双语作家，艾拉伊迪更为深切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文化悖论。他说，“我作为一个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创作希伯来文学。但我知道我用希伯来语是不会创作阿拉伯文学的”。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两个世界游走，试图得到两个世界的认知，但难免会被阿拉伯世界视为背叛阿拉伯文化。

　　萨义德·卡书亚（Sayed Kashua，1975— ）与阿伊曼·西克赛克（Ayman Sikseck，1984— ）乃第三代以色列阿拉伯希伯来语作家的代表。他们均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堪称以色列教育体制的产物；在创作中既表现出对以色列社会的同化，又揭示出被归化的阿拉伯人身份的复杂性。卡书亚曾公开表示，由于他主要接受的是希伯来语教育，其文学阿拉伯语尚未“达标”。在谈到创作主张时，他说想向以色列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未来。但是，当看到以色列青年袭击阿拉伯人，只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时，他感到挫败，这也许是其后来移居美国的重要原因。卡书亚的长篇小说《跳舞的阿拉伯人》（2002）、《留待黎明》（2004）、《耶路撒冷异乡人》（2010）、《追踪变化》（2017）讲述了三代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故事，包括以土地为根基在1948年中作战的祖辈、在军事统治下生存的父辈以及他这一代逐渐被以色列化的人，透视出代际生存境遇的变化。《耶路撒冷异乡人》通过一位阿拉伯裔律师寻找妻子的秘密情人，反映出作家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的探索。这种身份探索在201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追踪变化》中得到进一步深化。该小说主人公赛义德居住在伊利诺伊大学城，是一位代笔作家，为试图纪念在犹太国家创建中起到作用的犹太人撰写回忆录，与名叫巴勒斯坦的妻子若即若离，隐喻着作家与民族的关系。得知父亲病危后，他前去以色列探亲。回归故乡之旅也是身份寻找之旅。赛义德发现在给别人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反而与自己民族的过去割断了联系。作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他用希伯来语写作，与家人用阿拉伯语交谈，但却不知道如何讲述父亲的故事，进而揭示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所面临的身份困境。

　　阿伊曼·西克赛克是一位文坛新锐。处女作《去往雅法》于2010年出版，主要探讨民族认同和以色列仍在发展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二部长篇小说《血缘纽带》于2016年问世，是以色列的畅销书，于2017年获得总理奖，并被提名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萨皮尔奖。《血缘纽带》是一部家庭小说，在这个家庭中，隐瞒和虚假代代相传。该书将读者带入主人公在雅法、海法、加沙和加利利村庄之间的地理旅程与意识旅程。他们渴望与亲人接触，但一次次失败；他们试图寻找历史真相，但徒劳无益。评论家尼西姆·卡尔德龙认为，《血缘纽带》讲述了近年来用希伯来语撰写的最为错综复杂的故事之一。西克塞克将人带入多层面人格的张力之中。越往下读，越会对他处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感到一种敬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