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自办博物馆之争

　　博物馆是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而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大众开放的、非营利的永久性（固定性）机构。说起近代中国早期博物馆，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无疑会最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然而，学界对哪个博物馆为中国第一所自办博物馆，仍存在争议。

　　南通博物苑说

　　目前已知较早指出南通博物苑为第一所国人自办博物馆的，是民国时期博物馆学专家陈端志。他在1936年出版的《博物馆学通论》一书中提出，1905年“南通博物苑的经营，实为国人创办博物馆之发轫”，“在我国博物馆史上，乃是最先的一页”。这一论断被后人认为奠定了描述中国博物馆发展系谱的基础，也在学界流传甚广。

　　另一个对南通博物苑历史地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郑振铎在开幕词中指出“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要算是张謇他们办的南通博物苑了”。张廷栖在《张謇所创“中国第一”或“全国之最”考略》（《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中更是提出：“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志》都确认南通博物苑为中华第一馆，中国博物馆事业从南通开始。”

　　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美国学者祁珊立认为南通博物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博物馆展示功能的园囿（苑），仍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文人雅集遗风，借文化活动织就社会人际网络，但是尚未形成专业分工的现代博物馆管理与策展团队”。（“Zhang Jian and China’s FirstMuseu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 2005）

　　天津考工厂说

　　陆惠元在《天津考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1期）中，结合现代博物馆的定义，考证得出1903年成立的天津考工厂“无论从性质规模上，都应是一个很正规的博物馆”，并且是“中国官办的最早的博物馆”。实际上，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与1936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一览》都曾指出，1903年创建的天津考工厂属于专门博物馆，而其后两年才动工兴建的南通博物苑则属于普通博物馆，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综合博物馆，但他们没有像陆惠元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明天津考工厂的首创地位。

　　梁吉生则认为这一说法大可商榷，他的《〈天津考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质疑》（《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1期）对天津考工厂的博物馆属性提出质疑，指出它虽有收藏，但其展品并非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和自然环境见证物。虽公开展陈，却更多是汇集中外商品进行展销。其为社会发展服务之目的更多体现为促进工商业繁荣，而不是以教育为旨归，提高观众的文化素养。进而主张天津考工厂是一个博览会性质的机构，而非博物馆。

　　陆惠元很快做出回应，他在《〈天津考工厂〉之争与近代博物馆概念》（《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4期）中参考日本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劝业型博物馆的性质特点，结合天津早期博物馆实践对日本模式借鉴良多的史实，指出天津考工厂应为劝业型博物馆或工商产业型博物馆。

　　郭辉通过梳理各方观点，结合新史料，在《对天津考工厂是不是博物馆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1期）中认定天津考工厂具备更多博览会特征，应是博览会性质的场馆。余慧君也认为天津考工厂不同于现代语境下以典藏与策展为知识生产方式的博物馆，她在《与世相接——严智怡与天津博物院的诞生》（《新史学》2016年第3期）中主张其更类似于“世贸中心”或“商品标准局”，以展销形式行销并鼓励产品创新与大众消费，同时接受厂商的寄售品，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商品贩售平台。

　　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说

　　陈克在《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中国人早期的博物馆实践》（《天津文博》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提出，于1905年3月15日成立并开放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虽仅是专题类博物馆，且只存续三年，但从展品、功能、开放形式等衡量标准来看，它应当是国人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他特意提到同时期的南通博物苑刚刚开始动议修建，真正建成开放要等到民国之后，而“考证一个博物馆建立的标志是有藏品并对公众开放，而不是仅有建馆计划或只宣布馆名”。

　　岳宏在《浅析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天津博物馆论丛（2014）》，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指出天津教育品陈列馆有固定的展馆、展品、管理人员以及各项开放制度，具有收藏、展示、教育功能，其创办宗旨为“濬发学识、教育实验”，由此可以判别其为教育博物馆。至于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兼具寄售功能、展品多为当代制造品，甚至因馆名为“陈列”而非“博物”遭到各方质疑，均难以对其博物馆属性构成挑战。因此，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应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博物馆。李军的《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引入与发展——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为例》（《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5年第1期）也主张“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

　　赵冠群则在《中国博物学与近代早期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14年第3期）中对天津考工厂与天津教育品陈列馆的性质提出质疑，指出这些陈列馆寄希望于发展商业和教育，其中陈列一些自然标本，却并不是永久性机构，也没有人文和历史文物的收藏和保管。尽管其已具备一些博物馆的特征，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

　　李飞的《何谓教育博物馆：一个值得澄清的历史概念》（《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得出“教育博物馆”在晚清语境中有其特定含义，并非只要陈列若干标本仪器与教育用具，即可归为“教育博物馆”。最明显的例子是天津教育品陈列馆明言取法自日本的教育博物馆，却自称“陈列馆”，足见在创办人心中，教育品陈列馆与教育博物馆并不一致。后人望文生义，混淆了概念，可能过分夸大了晚清新政时期“教育类博物馆”的历史地位。

　　　云南府博物馆说

　　尹仑在《乔治·高德耶和云南府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4期）中利用新发现的两篇法文史料，将中国最早自办的综合博物馆的时间前提到1901年。他指出，根据法国人乔治·高德耶记载，云南府博物馆的创办人是时任育才书院校长的孙光庭，直属于云南巡按使管理，馆藏丰富，策展形式多样，并兼具博览会、商品交易会和动物园的功能。它之所以在历史上声名不彰，原因在于：其一，该博物馆作为书院一部分，在机构设置上并没有单列；其二，开办地点与管理者均与图书馆重合，容易为人忽略；其三，地处边疆，相关信息无法及时传入内地。尽管这一发现对中国博物馆史具有重要价值，但作者强调，这两篇法文文献属于孤证，可靠性存疑，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佐证。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ZL19-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