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90后”袁隆平的人生启示

　　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长沙逝世。人们既用“国士无双”的至高荣誉礼赞他，也用买光了整个长沙城的菊花、追着灵车呼喊“袁爷爷”这样朴素而深情的方式怀念他。

　　作为2007年中央采访团的一名记者，当年近距离采访袁隆平先生的所见、所闻、所感又涌上心头。那个有着“小鹿般尖尖耳朵”，身材偏瘦，皮肤黝黑，一手叉腰、一手吸烟的可爱老头，也立刻从记忆的河流里跳了出来，还是那么活力充沛、自由自在、至情至性。

　　　“个谷做一年”

　　作为农民的女儿，我觉得袁隆平先生很亲近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袁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学农的初心：“吃饭可是天下第一桩大事，没有饭吃，人类怎么生存？”

　　而我的母亲无疑是“民以食为天”的最好教材，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个谷做一年”——小小的一粒米看起来毫不起眼，但也需要农民一年的辛劳。她小的时候，家里四个孩子，吃不饱是常有的事，掉在桌上的饭粒也会被大家“抢”走。在不缺粮食的今天，她依然舍不得浪费一粒米。“让中国人吃饱饭”的袁隆平对于她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一样的存在”。

　　这两天，在我家乡的政务公众号“崇仁发布”上读到《追忆袁隆平与崇仁的难舍之缘》一文，感觉和袁先生的“关系”更近了一层。据文中追溯，袁隆平先生的祖先袁敖是江西省崇仁县人，官至北宋大司马。他一家九子十进士（包括袁敖），袁隆平为其第八子后裔。袁隆平曾到崇仁寻根问祖，在查阅袁氏宗谱时，还给当地农民讲述祖先“九子十进士”的故事。他不仅题写了“袁氏敖公故里”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石碑，还在2013年特意将第四期1000公斤超级水稻攻关试验，放在崇仁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

　　其实，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每位农民、每个公民都可以和“把一亩稻田的产量从几百斤一直提升至1000公斤”的袁先生攀上某种程度的“亲戚”。这也是数万民众排起长队为他送行，那些不能亲临长沙的人们想尽办法也要通过外卖、快递送去表达哀思的鲜花的重要原因吧。

　　　从斜杠“80后”到斜杠“90后”

　　回忆起2007年那次近距离的“集体贴身采访”，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在气排球场上袁先生双手捂嘴大笑的模样。气排球球质软、运动适量、不激烈，成了袁先生晚年的最爱。秘书辛业芸曾经说：“下午五点半下班以后，再重要的事也不要找他了。”在球场上，不慎丢分的袁先生照样被队友批评。一个球过来了，两个人互相“谦让”，结果球掉在了地上。不好意思的袁隆平双手捂嘴大笑。

　　斜杠源于英文“slash”，意指不满足单一职业和身份束缚，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多种身份的多元生活方式。斜杠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与生活态度，一度风靡社交网络。按此定义，在步入80岁、90岁时戏称自己“80后”“90后”的袁先生，可谓一位资深的斜杠青年、中年乃至老年。

　　他英文不错，拉得一手好提琴，喜欢跳高，酷爱游泳，从小就有“浪里白条”的绰号，17岁是武汉市100米、400米自由泳冠军，在西南农学院求学时，曾代表学校拿到了西南地区运动会的游泳第四名，差一点入选国家队成为专业运动员。他也曾通过空军飞行员选拔，差一点开上了战斗机。

　　68年前，当他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时，一位同窗在留言册上写下对他的印象：“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在袁隆平自己看来，恰恰是这种“自由散漫”对他帮助很大，提供了一个让他可以“专心致志搞研究”的空间，“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多看书，但不迷信书”。

　　他的学生及多年同事谢长江曾说：“袁老师也有缺点，但缺点也显得可爱，没有这些缺点也就没有了袁隆平，四平八稳就没有袁隆平。”

　　可否说，正是这种斜杠精神背后的丰富与多元、自由与自在，成为他杂交水稻研究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不断创新的重要源泉？

　　　“寻路之旅”

　　最近我正在读作家杨潇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1938年，由300余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徒步1600公里抵达昆明，与其他师生会合，组成了创造无数传奇的西南联合大学。作者通过重走该路线，探访中国青年跨越战争、死亡、动乱等诸多障碍，将个人命运汇流进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之大业的“寻路之旅”。作者说，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问题是：“how did they get there”？

　　这几天我在“重读”袁隆平，忍不住也在问一个问题：“how did he get there”——袁隆平先生走过了怎样的“寻路之旅”？他是如何抵达杂交水稻研究一个又一个目标的？他是如何成长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可以说，袁先生的“寻路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同样经历了重重障碍。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提出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的可能。方向找到了，实现的过程一波数折，遭遇了那个时代的暴风雨，人为的毁禾、地震的死亡考验，以及试验技术上的数次重大失败。

　　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但试验的结果却是这种杂交水稻的“优势”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并不增产，并被嘲讽为“只长草，不长谷”。

　　《人物》杂志2013年在其封面报道中曾这样评述：“袁隆平本人恰如‘野败’，崛起于低微之处……”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好胜心”。

　　在这几天的重读过程中，其中一段视频闪过——袁先生晚年在杂交水稻试验田里行走的影像。那时，这位在14年前我采访时还自信满满宣称自己是“7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20岁的肌肉弹性”的老人已经明显步履迟缓了，但他对水稻的深情却感觉更深更重，与稻禾的对话还在无声地进行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今天的青年也会有自己的“寻路之旅”，面对无数的选择与磨难，直至抵达为国家、为人民，乃至为全人类作出贡献的目标之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