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走向深入

　　当前，谈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不能忽视两个重大背景。一是知识和教育上的“新文科建设”，二是新闻传播实践上的媒体融合。这也为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有力的政策支持。学界应立足学科发展现状，反思问题，推动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走向深入。 

　　学科交叉融合迈向更深层次 

　　继2019年正式启动新文科建设后，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时代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是建设新文科的路径之一。梳理近年来学界关于新文科的诸多讨论，大都认为新文科建设应超越传统学科界限，以大学科思维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2020年9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是继2014年8月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关于推动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最新最高指导性意见。媒体深度融合写入“十四五”规划，成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新闻传播发展的最主要实践。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媒体融合的历史促进了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媒体融合的未来实践对新闻传播学的交叉融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 

　　要适应上述两大背景，呼应知识和实践的需求，直面挑战，新闻传播学就必须向更深层次的学科交叉融合迈进。与此相应，学科交叉融合也成为时下新闻传播学界的热议话题。总结相关讨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一是从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上看，交叉融合是其鲜明的学术传统；二是从当下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及其影响日剧，急需理论研究和教育创新予以应对，学科交叉是重要举措；三是从知识发展趋势看，学科交叉融合是新闻传播学的未来趋势和创新途径之一。 

　　上述研究和认识为新闻传播学的交叉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厘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学科交叉研究热潮中保持必要的理性心态，也有利于新闻传播学交叉融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1918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时，蔡元培就提出了新闻学的跨学科性；1930年黄天鹏出版了《新闻文学概论》一书；改革开放之初就有重视新闻学与其他学科联系的呼声，但我国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学科层面的跨学科研究即建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跨学科”等）是一条主线。时至今日，各种冠以“新闻×学”或“×新闻学”（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的交叉学科难以计数。应该承认，这些交叉学科拓展了传统新闻学的范围，丰富了知识，开阔了学科视野。特别是在新闻学自身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这些交叉学科肩负“三重使命”：既充实和发展母学科，又促进母学科的确立和成熟，还被寄予推进新闻改革的期望。但这些交叉学科，除少数几门外，多是形式化的机械拼接，大多没有可持续性。它们缺少与问题的互动，无法解释问题，从而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退一步来说，任何一个新的学科，包括分支学科的开创，都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至于其能否称为学、成为学，则需要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过多地开展这个层面的学科交叉研究，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在学科之林留下“研究不够深入”的不良印象。如果说以前这种基于学科本位、体系本位的粗放式学科交叉研究，尚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倡导的交叉学科研究，应当摈弃上述思维，转向问题导向和问题驱动。 

　　问题导向的学科交叉研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毫无疑问，当前交叉学科研究热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新闻传播实践挑战的结果。新媒体的出现、应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环境、业态、生态，产生的影响和问题，亟须从理论上进行观照。正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根本需要，也是驱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一个学科，当它的现有概念、方法、框架和理论无法解释新问题时，总是很自然地、习惯性地向其他相关学科汲取资源，新闻传播学尤其如此。学科发展史表明，新闻传播学特别是传播学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为了解决某些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才有了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并奠定了其跨学科的学术传统。问题导向的学科交叉研究给我们的警醒是：学科交叉研究不能为了交叉而交叉，不宜再去建构宏观的交叉学科。 

　　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内在动力。只有基于问题的学科交叉研究，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学科的发展进步。 

　　完善学科创新体制机制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解释，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学科”，是人为知识分类的结果。一个学科包括知识类别和围绕知识生产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建制。只有有了一定的社会建制，某类知识才能稳定发展；而社会建制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又有赖于知识的价值和合法性。因此，社会建制应尽量顺应知识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当前呈现出强烈的交叉融合趋势，社会建制就应当调整、优化、创新，以顺应这一趋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需要创新社会建制，即探索完善与学术生产相关的体制机制。 

　　一是学术组织。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主要表现为内部交叉，原来以媒体类型进行知识分类和生产的社会建制逐渐得以重构，顺应外部学科交叉的建制也已启动。一些学院尝试在研究生培养上实行“项目制”，与其他学院合作，形成跨学科的交叉培养机制。这表明，在教育上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已是新闻传播学较为普遍的做法。有理由相信，在此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术生力军将更有跨学科意识。但从学术建制上看，作为基本研究和教育组织的新闻传播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联系依然非常有限。包括国家级在内的诸多研究机构，跨学校跨学科的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因此，要推动跨学科研究，必须创新现有组织模式。相较于机构、平台等组织形式，设立以项目为中心的、临时的、松散的学术组织，围绕项目和研究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会是更好的举措。 

　　二是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和评价机制。从学术生产结果，特别是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来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主要表现为本学科的学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辅助于研究的展开，而不同学科学者间的合作较少。顾名思义，交叉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掌握除新闻传播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要做到同时掌握两个及以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个层面的学科交叉研究要么难以开展，要么止步于较低层次。高层次而有深度的跨学科研究，必然是不同学科学者合作的结果。但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研究者隶属于不同的学院或机构，在成果认定和归属、资源分配、人事安排等诸多社会建制方面都存在一定障碍，尤其是科研评价机制，必须进行相应改革。 

　　上述现实困境表明，顺应学科交叉之势的社会建制，应朝着弱化分类、增强开放性的目标进行调整、改革。当然，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直面问题，切切实实去开展研究，并从本学科出发提出问题、开展研究，贡献智识。也许跨学科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要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单一学科的有限性，从而有意识地破除研究中的学科之限。 

　　学科交叉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一样，我们不妨将其称为“跨学科意识”。这种意识应当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意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传播交叉学科百年演进史研究”（19BXW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