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

　日期：2024-07-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其友人、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的追忆中，冯契“似乎是一个天生成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正是丰富的心灵、深邃的思维再加上向民众去的脚步，令爱智者冯契成为“一个很独立”“他就是他那个样子”的人，成为一根“压不倒的思想芦苇”，走出了一条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智慧探索之路。

　　问道清华，脱颖欲出

　　1915年11月4日，冯契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东和乡冯蔡村的农民家庭。原名冯宝麐（麟），后改名为“冯契”，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之意。1935年，冯契先后考取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有奖学金，清华大学则是作为清寒公费生录取。冯契最后决定入学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进入清华大学，冯契很快被老师们“青眼有加”。大二时，冯契选修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赵俪生曾是冯契的同窗，他回忆说：“冯友兰先生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只有‘叨陪末座’了。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欲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到了。”何炳棣也回忆说，这门课得90分以上者，只有三人，冯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1941年7月，冯契本科毕业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等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冯契都深情追忆受教于三位老师的情景：“金先生重视对理论作逻辑分析，通过示范给我严格的思维训练，要求我提出的每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汤先生注意依据翔实的资料来获得贯通的理论，善于启发，鼓励我自由思考，去探求玄远的哲理境界。”冯先生“‘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发扬”。冯契跟从金岳霖做研究生，读了金先生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从而“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由此奠定了冯契毕生的哲学探索之路。

　　1987年当代中西哲学演讲会，左起郭豫适、成中英、冯契、王元化。 晋荣东/供图

　　文学青年，战场“悟道”

　　刚上大学不久，冯契就先后参加了“一二·九”请愿、“一二·一六”示威两次大游行。此后，1936年1月加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为左联清华园小组成员。冯契用“提曼”“洛丹”“鹰潭”等笔名发表多篇小说、诗歌、散文。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哥哥》《拖油瓶》《大毛狗之死》中，他写受欺辱的乡下底层者的人生哀歌，既为劳苦大众鸣不平，也将反抗剥削压迫、抗日救亡的激越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融在一起，写下了“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怆的呼声——学生和劳动大众的呼声。我更爱北平了。因为此地有热情的面庞和狂跳的脉搏。因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们和我同甘苦共患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冯契九死一生奔赴延安，以笔名“艾提”加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学习。在八路军120师实习时，他与带队老师何其芳大谈英国浪漫主义，同行者回忆说：“艾提出口就是济慈的诗，‘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丽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悦）’——可了不得，都上前线了，还谈论这个”。此外，他还在战斗行军的间隙写出了诗集《北征》。冯契晚年回忆，“在文学创作方面，本来我是想有所作为的”，而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冯契最终转向了更为深邃的哲学思考。古稀之年，冯契向同窗好友谈起今后的学术憧憬：“‘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再不会肯转过身子，回眸微笑了啊！”

　　青年冯契在抗日爱国运动与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对家国命运的担心、对革命事业的热心、对劳苦大众的关心，早在他初中时的习作《革命的人生观》中就有迹可循。文章于1930年发表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会刊物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冯契最早的文字。文中他谈到“革命的人生观一定要努力为社会谋进步”，这跟他后来强调“中国向何处去”，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息息相关。而文学这位早年“恋人”也并未如他所想那样决绝，而是不时地在冯契的哲学创作中“回眸微笑”。

　　冯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便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冯契坚信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有了这种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满怀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冯契和他许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在山西前线，冯契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兴奋：“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在大家对抗战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是《论持久战》指明了方向，让人豁然开朗。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也正是从《论持久战》中，冯契真正感受到了理论的威力，并认为“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后来他在西南联大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认为这是对一百年来“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从而坚定认识到要真正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道路前进。

　　西南联大，到民众中去

　　冯契认为，接触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必要的——“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虽然从前线回到了昆明复学，但冯契仍积极投身革命工作，他参加了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群社”，在课余时间从事办壁报、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等工作。

　　冯契认为，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坚持人民大众方向，“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我以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此前一系列革命实践中，普通民众的“真实性格”对他的心灵产生了震撼：“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培养真实的性格？”这正是其“智慧说”的重要论题“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如何培养”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到民众中去的自觉，使冯契意识到，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重大的哲学问题，并使他将“平民化自由人格”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

　　“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从早年的硕士论文《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毕生的智慧探索留下一个原创性哲学体系，平章马中西，熔铸真善美。20世纪50年代，冯契提出的思想命题“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一方面要让哲学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要让哲学理论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是既可信又可爱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既是冯契智慧说的理论旨归，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的光辉写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