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学的多彩世界
日期：2024-07-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我对社会学家潘光旦越来越着迷。为了领会他的“人文生物学”，了解他活动的学术世界，像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一样，我一头扎进了有关西方和中国社会学史的文献，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社会学的发轫时代。我原本以为那个时代社会学的景况与当代类似，只是带有一股粗犷质朴的原始风貌。然而我错了，早期社会学是一个迷人的多彩世界。
1928年，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推出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此书厚达800页，依次评述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社会学流派。作者在序言中指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野蛮生长，构成了一座蔚然可观的大花园。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将园里的花卉分门别类，供读者品评鉴赏。
索罗金在书中列出的社会学流派包括机械学派、家位学派、地理学派、生物学派和心理学派，它们可能让今天的社会学者感到陌生。涂尔干等人开创的古典社会学则被索氏称为“社会学派”（Sociologistic School）。索罗金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依据各派学说侧重的解释因素，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也使用这种分类方法，如孙本文对民国末年社会学者的划分。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重点谈谈地理学派和生物学派。从地理角度解释社会现象古已有之，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这种视角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他收集了大量地理、族群和文化数据，说明气候影响人类健康和思维，这些因素又决定了人类文明的高下。亨氏据此建立了一种系统的环境决定论——随着气候的宜居程度变化，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产生显著变化。
亨廷顿曾在中国旅行，指出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提升了“闯关东”移民的品性，因为不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个体多被淘汰。潘光旦很欣赏他的观点，翻译了他的部分著作，还沿着亨廷顿的思路分析中国的国民性，并借用亨氏书中的例子，指出周期性的丰年和荒年迫使生存下来的中国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也形成了爱贪小利的性格。
生物学派是当时枝繁叶茂的另一大学派。索罗金将侧重生物因素的社会学说划分为五派，这五派虽然观点各异，但都从进化论中吸取了一些概念、理论和视角，强调人类社会现象具有生物性质。其中“人种、选择与遗传学派”在20世纪初期影响最大，英国学者高尔顿（Francis Galton）等人开创的优生学就是此派的“生物统计分支”，法国学者拉普池（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也是其中翘楚，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学”就受到他很大影响。
在索罗金看来，拉普池的著作很有创新性，认识深刻，他的《社会选择论》体现了社会学的趣味。拉普池认为，就像自然选择使物种进化或退化，社会选择也使人类群体的遗传构成衰退或改善。人类社会中的自然选择越来越让位于社会选择，如战争、政治和宗教等机制，世代更替主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由此塑造着现代人的品性。
索罗金眼中的“大花园”并非只是他的个人观察。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编著。此书收录了当时各派社会学说的代表作，除了古典社会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还包括很多心理学、遗传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文献。这些文献并非像索罗金那样按学派分类，而是归入人类本性、社会控制、集体行为等不同主题下。1927年，另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教材《社会学导论》也用两章篇幅介绍了地理学派和生物学派的理论。
不同于当代社会学者的知识结构，生物学是当时美国社会学师生的常识。就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出版的192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有4%的会员将“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列为他们的研究兴趣之一，1.5%的会员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兴趣。“生物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之一，主要讲授生物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既然地理学派、生物学派等各种学派在20世纪初百家争鸣，那么为何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学会议上很少听到它们的声音？有人可能以为这些理论总体上是错误的，“社会学派”最终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后来社会学的主流。这些学派的理论的确含有严重的谬误。例如，索罗金直斥亨廷顿对西方古典文明的解释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即使气候和文明具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也不意味着直接的因果机制。不过，索罗金在书中仍然对亨廷顿致以“最高的敬意”，因为亨氏尝试将社会理论建立在一个客观的基础上。索氏甚至认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完整分析都应当包含地理因素。地理学派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论点，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真确的。索罗金建议社会学者们去粗取精，将这些理论中接近真理的部分融入社会学体系。
还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学需要走专业化的道路，如果什么因素都考虑，社会学就会变成一盘大杂烩。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Wilson）曾指出，社会科学的开创者有意忽视了自然科学，如此才能表明新生学科的功能与意义。例如，涂尔干强调社会学者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这一策略起初颇有成效，社会学家摆脱了自然科学，从外在的环境角度解释社会行为。索罗金等少数社会学家虽然仍想综合各类知识，但是现代社会学总体趋于细致的专业分工。到了帕森斯一代学者时，现代社会学理论已经承袭了社会学派的衣钵，并将韦伯等人的作品奉为经典。他们基本沿袭了涂尔干的方法论，其他学派的理论视角都被边缘化。二战期间部分国家对生物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滥用，更是导致二战后社会科学风向大变。社会学中的生物学派自此消沉下去，主流社会学逐渐漠视人类内在的遗传差异。1967年，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就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任何综合或研究协作而言，社会学者比其他在这些领域的学者更加抵触，包括遗传学者。”
社会学的这场大转型像是将一座花园改造成了一间书房。那个生机勃勃的天地消失了，社会学理论的色调逐渐变得单一和抽象。在社会学的神庙里，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享受着“供品”，索罗金站在一旁，高尔顿和亨廷顿则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学的课程体系只讲授功能论和冲突论等源于社会学派的理论，不再介绍其他学派的思想，实证研究也很少纳入生理特征等非社会因素。
索罗金曾指出，社会学应当研究三种对象：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社会与非社会现象（如地理和生物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第二种对象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纳入非社会因素，我们才能搞清楚社会因素真正发挥的作用，以及非社会因素如何通过社会因素影响社会生活。二战以后，承袭社会学派的主流社会学主要研究第一种和第三种对象，基本忽视了第二种对象。学科专业化为社会学建立了清晰的研究边界，同时也窄化了它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索罗金即指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迫使我们采取多种多样的研究视角，而社会学的“标准化”可能导致这门学科退化为乏味的学究式理论。
回望百年之前，社会学曾经有过多个传统，古典社会学当然是它最重要的传统。其他传统虽在后来的社会学发展中逐渐湮灭，遗传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学派的思想，现在又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智识刺激。我在“知识考古”中见证了早期社会学的智慧与理想，也期待未来的社会学重现那个绚烂多彩的初生时代。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