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媒介文化转型
日期：2024-05-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以Sora为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理解和生成复杂内容方面体现出可观的技术进步，这将给媒介文化的生成和消费模式带来重大变革，并对舆论空间产生难以忽视的影响。青年群体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文生视频、文生图片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自然会吸引广大青年的关注与参与。面对巨变，新闻传播学科必须深入考虑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认真研究人工智能发展会给青年带来怎样的影响，特别是要在相关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做好准备。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群体文化消费的影响
施昕玥
青年群体作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具有包容度高、个性化、多元化等特征，喜欢探索新事物。这注定了各种媒介技术的进步总会引起广大青年的关注与参与。自互联网2.0技术普及以来，各种技术进步已经改写了青年群体文化消费的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冲击着文化消费的结构，既推动了文化消费的转型，也带来了困境与挑战。
文化消费结构转型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如今的消费社会中“存在着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生成式AI的诞生宣告着媒介文化生产模式的重大变革，这必然会推动文化消费的发展与转型。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改变了文化消费的结构，带来了新的文化消费方式。文化消费不再是简单的单向性过程，即由作者、平台与用户构成的生产与消费的线性流程。文化内容的消费者也成为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从目前释出的影像看，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可以将文字、图片转换为动态视频，可以自然地融合不相干的场景，还可以延展视频空间，给出多机位视角等，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和还原度。这些影像编辑技术原本复杂且专业，现在只需要输入文字指令，就能让生成式AI帮忙完成，每个用户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影像制作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想法输出。
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结构由此开始发生转型，这是否意味着专业的生产者将逐渐消失？富有创意的个体生产者将会产生？年轻人不仅是文化的体验者，同时也成为文化的生产者。趣味将成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动力，正如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指出的那样，文化消费者可以充分利用其主观能动的破译解码作用，将一种文化商品转换成一种他乐意接受的形式。
影响青年群体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度影响人与文化、审美的关系，而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诞生加速了这一变革。
首先，生成式AI的诞生使得用户成为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在这种新型文化实践中，用户主体地位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看，人类通过输入关键词和指令让智能软件产生符合条件的内容，这一过程可以看作一个操作实践，生成式AI被视为一种工具。然而，这个创造过程却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可调控的想象性实践，生成结果不以用户意志为转移。由于基于大模型的文本先天具有空白结构和不确定性，因而无法实现影视创作者对演员、剧情、镜头等要素的掌控。用户运用生成式AI进行文化实践时，艺术生产的主体本质上是“伪主体”。
其次，用户本是消费行为的主体，在命令智能软件产出的过程中，用户需要不断将个人需求与经验告知人工智能，让它在这些经验中学习训练，从而给出作品。于是，人或物都变成了一串串数字符号，作为主体的用户一定程度上变成喂养人工智能的工具，沦为客体。个人的主体性遭到扭曲。同时，大量数据被人工智能模型背后的网络平台所收集，青年身为文化消费者，在无意识中沦为“数字劳工”。他们给出的“数字商品”被资本平台免费使用，成为训练人工智能的工具。
最后，本雅明曾悲叹，现代技术的发展磨灭了文化艺术的“光晕”。若一味沉浸在人工智能给出的模板化审美中，艺术生产便会脱离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审美建构，一些个性化审美将走向消亡，人的思维会被驯化，文化也会丧失其批判性功能，沦为单纯的数据与资本的演绎。尽管影像能够给予人短暂的感官刺激，但是这种短暂的无须深思熟虑的文化消费，很容易使人丧失对审美无功利性的需要，遗忘对崇高的追求，失去文化的人文关怀本质。
目前，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审美需求。它依然无法主动开展艺术创作，只能通过对物理世界的摹仿，充当艺术生产的一环，缺乏审美自觉。青年群体身为文化的消费者，若一味盲目崇拜技术，过度依赖通过人工智能生产的作品，那无异于交出自己的主体性，让虚拟的世界代替真实的情感表达，久而久之会导致思维的惰性，在感官享受之中逐渐被物化。
给青年群体带来的伦理困惑
Sora的问世，在短时间内就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讨论。青年群体是否真的全盘接受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兴人工智能媒介，并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答案得打上一个问号。
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作为智能媒体，本身不具备情感与道德伦理认知。生成式AI如果成为青年文化消费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定会面临伦理困境。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才能生成逻辑化思维。数据看似是客观理性的存在，然而训练所用的数据是人为选择的。也就是说，它接受的训练数据可能存在立场偏颇。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蕴含着大模型所在地区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涉及文化、种族、宗教等的冲突。当下，文化偏见、文化歧视与文化鸿沟仍然存在，而人工智能会吸收这些数据并忠实地反映出来。青年作为主要文化消费群体，在这混杂的文化场中，难免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中宰制式文化观的影响。由于人工智能强大的自动化生成力，造成斯图亚特·霍尔文本解读理论中的“协商的解读”难以实现，因为个体都深陷于人工智能所营造的“信息茧房”中，客观上助长了文化霸权主义。
先前，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时间基本较短，帧率也难以满足需求，容易看出破绽，而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的进化却直接可以生成逼真的超过60秒的影像。这意味着深度伪造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生产形式，其真实性维度势必要让位于虚拟演绎。如果Sora无所不能，人类的艺术直觉和个性化对现实本质的阐释都将消失，新闻伦理、艺术伦理都失去了伦理化节制，必然导致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消失。一方面人们对技术孜孜以求，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艺术的“灵魂的深”，这或许是一种文化悖论。在文化消费中，人们总希望既要有技术应用的自由，又要保持文化审美的自觉，这是智能文化发展中的难题。
人文情怀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
媒介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文化消费转型亦不可避免。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诞生，标志着文化版图的再结构化趋势日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创作最终会为技术所取代，也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随着新型媒介化对“加速社会”的建构，这种替代性文化实践最终将导致真正的艺术审美活动被边缘化。人类的艺术生产仍然是表达人类情感、传达人文情怀的最佳途径，是提供审美感知与构建社会价值的最好方法。因而，如何在人文情怀与商业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青年作为文化消费的最大参与群体，要始终在文化消费中保持清醒，警惕文化消费主义，避免在数据化、智能化时代被异化。青年群体需要保持审美的觉悟，不能在技术大潮中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而应主动从道德伦理层面进行约束，找到人文、伦理与利益的平衡点。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文生视频”对未来舆论空间的影响
陈泽
技术上讲，建立在Diffusion和Transformer架构上的Sora能够基于文字提示内容生成高清视频，并通过噪声补丁、SDEdit等技术手段使视频内容达到“超真实”的效果。令人担忧的是，作为深度伪造的“迭代版本”，Sora“创造现实”的特性势必会颠覆和重塑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内部生态，并模糊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如李普曼所言，舆论存在的外在条件是社会真实环境，而舆论则是公众对于真实环境做出的反应。那么，当Sora这样可供全民使用的“文生视频”模型持续产出真假难辨的视频内容，使得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逐渐被“技术真实”所取代时，舆论空间将面临怎样的颠覆性重构？
“文生视频”将对舆论空间相对“热平衡”状态构成挑战。与其他任何非封闭系统相似，舆论空间一方面从外部（信息场）摄取能量，以此来维持舆论空间的存续；另一方面又持续向社会系统输出能量，具体表现为舆论对多个领域的影响。舆论空间的有序性，直接取决于能量摄入与能量输出之间能否达成相对秩序化的热平衡状态。从能量的摄入层面来看，在人类进入信息饱和社会后，由于注意力资源和时间资源的有限性，舆论空间在特定时间跨度内的能量摄入在整体上保持稳定。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舆论空间能量摄入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也就是说，舆论空间的摄入能量将由“现实+虚构”共同组成。在摄入总量相对维持稳定的前提下，这将导致无序信息过载，而有意义的信息量减少，从而增加舆论空间中的不确定性，带来舆论系统的熵增。
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在输入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工智能信息流的输入使得舆论生成的“种子”，即信息表现为真假混杂的复杂样态。混合着“真实”与“虚假”的信息潮的涌入非但无法消除不确定性，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随着“文生视频”在舆论空间中输入量级的持续增大，舆论不仅无法“正确反映民意”，甚至无法正确反映现实世界。这就导致舆论空间“活的功能有序性”被削减，而内部的相对有序结构被破坏，由此导致能量输出的过程中呈现出舆论熵向极值迈进的重要特征：不仅是舆论系统自身的崩溃，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系统的紊乱。
当非封闭系统无法凭借自身与其他系统的能量交换维持相对热平衡时，就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舆论系统也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完成有序性的再组织。例如，欧盟在2015年设立的虚假信息审查网（EUvsDisinfo）。然而，在技术代差的限制下，Sora的通用智能特性使得外部力量（媒体）对“真假混合”舆论空间的介入失效。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掌握“真实”是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前提。对于新闻业而言，无论是舆论纠偏还是澄清谬误，都需要以事实作为首要依据。但Sora模型以“亿参数”为单位的持续训练，以及对噪声补丁、SDEdit等技术的应用，既摧毁了基于肉眼的人工审查机制，也使得现有的智能检测技术难以完成对Sora视频的有效检测。第二，目前可应用的检测技术多基于节点算力，即仅能够使用某一技术公司有限的算力资源，导致在固定时间内的检测量级十分有限。而“文生视频”是分布式、持续堆积的巨量级生产，因此，以少数技术公司的节点算力对抗“全民生成”的网络化算力显然并不现实。第三，舆论生成、扩散速度与舆论引导速度之间存在时间差。Sora允许任何用户使用基础的硬件设备即时完成“智能生成”。它在一天内生成的“轰动性新闻”的总量可能超过过去几年间深度伪造视频的总和。而由这些能够随意调节信息颗粒度的“轰动性新闻”引发的舆论浪潮，也将获得更快的扩散与更新速度。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滞后问题也将被进一步放大。
作为现代社会唯一面向大众的“真相标识物”，当新闻媒体难以再承担舆论引导者的角色时，则意味着外部力量对舆论空间的介入失效，以及舆论空间在“自转”过程中向混沌态（chaotic state）运动的不可逆趋势。
同时，Sora“创造现实”的特性对人类千年以来形成的视觉中心主义形成了挑战，将瓦解我们在离身化的惯习下通过界面追求视觉的真实感，从而影响对外部世界的可靠性感知。当我们具有常恒性的视觉经验失效，用于感知、理解和影响现实社会的舆论“社会图景”面临崩溃时，本体性安全便陷入摇摇欲坠的状况。本体性安全的消逝意味着对他人和世界信任的悬置，并以恐慌和社会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既无法按照惯常经验认识世界和指导行动，也无法对舆论这种“社会图景”和一切在数字世界中流转的信息建立信任感——人们与世界之间的连接被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断了。在此背景下，公众为应对存在性焦虑而采取的自我磨钝将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一方面，随着舆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一种由自我磨钝引发的泛虚假主义将会随之出现，即采用“可能为假，便不为真”的态度来完成对舆论环境的判断与体验，并选择将可被个体把握的个人情感与反叛心理作为替代性的应对方式，以应对虚假信息的娱乐心态来应对一切感知到的信息与舆论。舆论也将由社会公器变为仅供娱乐的“社会玩具”，进而导致舆论的无意义化和舆论功能的失效。然而，尽管舆论的意义及功能面临瓦解，但舆论向现实世界施加的反作用力却并未消失。一旦舆论真正体现出其作为共识载体的本质属性，其便拥有了将超真实、呓语或神话转变为“正确”或“真实”的功能，并以“知识”“社会图景”或社会行动手册为表征呈现出来，继而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
此外，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对舆论战武器库起到进一步的扩容作用，并进一步加大国家间的技术代差。内嵌政治偏见的数据库生成作为“知识”的“文生视频”内容。随着提问者与人工智能的互动程度及频率的提升，具有政治立场的“知识”将日益被正当化。这种内嵌意识形态而又潜移默化的知识浸染过程，对舆论安全构成了根源性的挑战。舆论战或将转变为更高层次、更具危害性的认知战，从而完成技术优势国对别国公众的“意志同化”， “无目的公众”也就成为技术优势国发动饱和式舆论战的节点武装。即使公众自身无意于成为舆论战的发起者或参与者，但公众与Sora的任何交互及其产生的视频内容，都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舆论战发动的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在Sora的冲击下，目前以事实为核心的舆论战应对机制存在失效的风险，未来舆论战的技术属性更加凸显，技术劣势国的舆论安全风险也将进一步突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算法传播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研究”（23&ZD2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生成式AI影响青年文化的未来走向
王卿 陈龙
随着技术的升级迭代及应用场景的扩展，生成式AI势必嵌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中，引发青年群体文化实践变革，赋予青年文化新的风格转向。需要追问的是，生成式AI技术基于何种逻辑，又如何促进未来青年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应如何确保未来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笔者尝试从技术与社会文化互动视角出发探讨以上问题。
生成式AI的媒介特性
青年文化在物质形式上突出表现为与前沿科技的紧密结合，原因在于前沿科技为青年带来更具吸引力的媒介文化实践空间和信息渠道。这与前沿科技本身的技术属性与特征密不可分，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呈现以下媒介特性。
生成主体合体化。文生视频生成式AI的底层逻辑是算法，具有强大的算法可供性，即为用户提供与算法互动的条件，二者合体成为视频的生成主体。作为一种媒介，Sora已不仅仅是人体的延伸。由此，高品质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的视频生产边界似乎消弭。
生成方式自动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架构下，自动化生成是早期智能聊天机器人、新近ChatGPT和Sora的一种标配。简单来说，Sora的自动化生成是视频时空补丁的概率接龙。时空补丁表示视频中局部时空区域，包含视频帧中的空间信息（颜色、纹理、对象等）和时间信息（运动轨迹、动态变化等）。扩散模型将提示文本与时空补丁建立关联，实现从提示文本到视频的自动化生成，其背后是强大的算力。
生成内容仿真化。Sora生成内容包含两个突出特点：视频再现的事物能够遵循物理世界规律，具有强大的逼真性；生成的内容样态具备多机位拍摄的效果，具有强大的沉浸感。Sora从时间延长与空间延伸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高仿真的世界，用户以第一人称视角浸润其中，获得立体化信息。
生成效果场景化。场景的四个基本要素包含空间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性和社交氛围。Sora营造了一个接近现实的空间环境，用户根据偶发性或惯习性需求自主生成视频，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交元素中介，实现与其他用户的互动、交流和情感表达。这一空间环境连接内容角色与情节、用户与内容、用户与用户的情感和关系纽带，更易产生情感共鸣和认同感。
生成式AI与青年文化的互构
未来生成式AI可能整合多种媒介形态，引领社会走向“视频化社会”。换言之，生成式AI可能将担负社会发展的“背景”功能，将每个社会行动者编入“背景之网”。有学者指出，新媒介带来青年亚文化的表征和意义转向、空间转向、诉求转向和地位转向。未来生成式AI可能通过三种媒介逻辑与青年文化产生互构。
一是永久接触的社会逻辑，培育青年群体归属感。该逻辑是指青年人通过生成式AI保持与他人互动，处于“永不失联”状态，以获得自我存在感。因此中介化沟通过程也是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此外，社会交往的互惠性规范促使青年的线上交往具有情感功能，以便获得群体内接受和地位，这在趣缘和粉丝群体中尤为显著。
二是随时随地连接的网络逻辑，可能导致青年群体的网络个人主义。网络化连接为青年提供无所不在的信息获取和社会交往机会。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多样化和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便于青年自由表达个性与主张，为青年的网络个人主义插上翅膀。
三是可计算、自动化和个性化逻辑，整合青年的时间、空间、关系网络和终端设备。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基于自动化逻辑匹配青年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将用户从观看者转变为生产者，成为一个“个人专属”视频媒介。青年的使用过程是将自身的时间、空间、关系网络和终端设备整合进Sora生成的场景之中。
在特定情境下，他们就会结合自身需求与目标对“新媒介”产生“驯化”，将新媒介为我所用。
青年文化的未来走向
生成式AI的技术特性及其与青年文化的互构将共同推动青年文化发展。其中，生成式AI为个性与多元并存的未来青年文化风格提供了条件：建构了前所未有的创造与表达自我的空间，青年人可以创造符号、解构和重构文化元素，更容易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文化区隔；促进未来青年文化风格的跨界融合与创新，即生成式AI技术突破了不同行业中各类文本数据的边界，便于青年人进行跨领域、跨时空的文化元素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审美趋势和文化样貌；推动未来青年文化风格产生社会效应，原因在于生成式AI的场景植入和关系连接便于青年人分享和传播自己生产的内容，在青年群体内部甚至外部产生共鸣或讨论。
需要强调的是，未来青年文化风格走向何方将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结果，即并非仅涉及生成式AI与青年文化的线性互构，还与平台（技术与价值）、市场、政府等多元行动者相互勾连，共同影响智能媒介生态下青年文化风格的走向。青年、平台和市场等行动者的博弈为未来青年文化风格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表现如下。
自动化和指标化的技术工具理性消解青年的文化主动性。生成式AI带来高效机遇的同时也蕴藏着主体性丧失危机，突出表现是机器与算法对青年需求进行量化和精准匹配，消解青年群体自身的文化主动性。可观察、可计算的技术性指标（排行榜、评论量、转发量等）成为资本与市场的追求目标，也将作为一种强大外力影响和规训青年文化及其风格走向。
“景观化”再现绑架青年的文化消费。生成式AI内容不仅被精心设计与呈现，还将被赋予意义和象征。同时，平台技术和资本将意义的生成与流变赋予“可计算性”，符合平台价值、资本利益、市场需求的符号及意义具有优先可见性，无形之中将引导青年人的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
未来多方力量共建的“虚假的真实”可能诱发青年在智能文化中沉迷。未来生成式AI与日常生活的互嵌，容易让青年对其产生路径依赖，这将影响青年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和后续行为。过度依赖虚拟空间，将产生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和焦虑感，反过来促使青年人转向虚拟空间寻求现实中缺失的满足。
综上，未来需要重视在生成式AI建构的新场域中引入人本主义价值，以人为本，真正释放青年人的文化创造性。同时，还要预防青年被虚假需求绑架，影响未来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算法传播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研究”（23&ZD2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教育的新要求
吴雁 曾丽红
随着生成式AI战略布局与行业场景的升级迭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嵌入新闻行业应用的各个场景当中，势必引发未来传媒界对新闻教育提出新要求。随着以个体为基本行动主体的“微粒化社会”的来临，生成式AI将给新闻业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这些机遇与挑战对新闻教育又提出了何种新的要求？本文将从技术—组织互动视角出发探讨以上问题。
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类增强”功能对新闻业赋能赋权。未来新闻业将充分利用AI技术突破人类信息生产的极限，一方面提升新闻工作者既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赋予新闻工作者尚未拥有的新能力。在技术—组织层面，生成式AI打开了一个开放性的意义生成空间和关系链接网络。
赋能新闻传播业务。在数据处理层面，生成式AI可利用海量数据，为新闻工作者提供足够丰富详尽的数据分析。在内容生成层面，生成式AI不但可生成主题摘要、新闻报道等静态文本性内容，还可生成视频音频、策划采访等动态创意性内容。在事实核查层面，生成式AI可以通过数据训练后自动对信息进行事实核查，帮助新闻工作者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在算法推荐层面，生成式AI能够洞察并契合用户需求，做到内容的精准生产与分发。
影响新闻生产流程。在叙事演绎层面，生成式AI可以根据数据帮助记者发掘新的角度，生成意涵丰富、形式交互的多模态叙事，并将新闻引入非线性叙事流程，使得新闻朝着多样化和动态的叙事结构演化，推动视觉化新闻和沉浸式新闻的浪潮。在用户交流层面，生成式AI可以与用户实时对话、回答查询并提供个性化的新闻更新以及收集反馈信息。通过AI沉浸式体验和基于用户注意的算法推荐，最终完成以新闻需求为导向的高效触达。在场景应用层面，生成式AI可为新闻用户提供分布式链接与对话式协作的应用场景，形成彼此互惠互利的需求点，实现新闻内容的精确化定制，满足用户的认知升维、关系赋权与公共参与等信息需求。
变革新闻工作形态。在新闻行业内部，未来以内容标注师和提示工程师为代表的AI内容生产者会大量涌现。他们将进一步提升“微粒化”的行动主体在新闻生产、新闻传播、新闻消费与新闻管理等多个环节的权力，也将提升以AI多模态内容生产为代表的创新性媒体的智能化水平。在创新性内容智能涌现的过程中，生产权力、传播权力、审核权力将进一步下沉，进而推动新闻生产全链条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生成式AI给新闻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生成式AI一旦获得新闻场域的“入场券”，未来新闻业将成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多重与多维的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协同—共生—演进”。
在新闻生产环节，生成式AI的滥用会导致“实践感”与新闻“灵韵感”的缺失。过度依赖生成式AI，很容易降低记者深入报道一线的意识，专业“实践感”的缺失就会导致新闻“空心化”。尽管生成式AI可以便捷地将文本报道迅速转化为多模态类型，但转译期间会发生各种信息损耗和意义延宕，这些都将影响到人们对复杂新闻的理解、对多元信息的研判以及对完整世界的感知。生成式AI模态转换的自动化过程还将大大损耗原初文本的复杂性意涵和上下文元素，这些都将导致原创性禀赋、先锋性风格与新闻“灵韵感”的缺失。
在新闻传播环节，生成式AI自携的系统性偏见与价值观谬误或将误导新闻用户的思考认知。当下的机器训练模型尚存在一些缺陷，作为一种数据驱动和机器饲养的知识媒介，生成式AI或将与生俱来地携带一些系统性偏见、价值观谬误、刻板性印象以及虚假性信息等。这些真伪莫辨的混合生成性知识一旦进入用户的思考认知框架，极有可能误导用户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而搅乱公序良俗，引发舆论场域的山崩海啸。
在新闻伦理环节，生成式AI公然挑战了新闻业传统的生产者主体身份观念。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生成式AI正在改变其技术工具的属性，迭代成为新型平台，或将驱动新闻业的关系重构（人机共生）与结构重组（虚实交互）。这种功能演变将孵化催生出新闻业由内而外的自适应性变迁，人类生产的内容和智能生成的内容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并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新闻业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焦灼与疑虑。
在深度媒介化的时代，生成式AI作为一种“居间”的媒介基础设施，将带来新的社会型构，必然会给未来的新闻教育提出新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三种教学理念的强化上。
强化技术驱动理念，将智能技术融入新闻学科课程建设方阵中。在培育新闻人才的过程中，更好地运用乃至开发“机器人写作”“机器内容识别”“机器深度学习”等技术驱动类课程，进一步提高未来新闻传播学学子的数据素养、算法素养、机器素养和数字媒介素养。例如，与生成式AI平台共建智能人才产学研培养基地，通过在大屏幕上开展智能教学实践演示和实战训练，培育未来的AI内容标识师和提示分析工程师。
突出新闻学原理中的事实核查价值，扩充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闻伦理学内涵。例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周睿鸣开设的作为媒介体制韧性要素的事实核查课程，成为教学范本，能够有力对抗生成式AI的虚假信息。再如，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的“核真录”实践课程，因对社会议题的强烈关注而获得广泛的共情和共鸣，在新闻教育领域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影响。
拓展媒介技术的知识体系，开辟认知心理学等跨学科交叉类课程。当下生成式AI对新闻工作者主体性地位的侵蚀和冲击，进入新的临界点。未来，我们将如何面对“人机融合”或“人机共生”的智能主体？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将如何从容施展“人”之主体性？进而言之，在生成式AI的来势汹涌下，新闻工作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显然，未来新闻人才的培养方案亟须增设帮助人类认识自身的心理学课程。同时，强化智能媒介伦理与智能平台治理等相关教学课程的权重，以教育制度的弹性与韧性抵御应对技术殖民的非理性。
综上，鉴于生成式AI为新闻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未来亟须在新闻教育体系中，协同引入技术理性、专业理性和人文理性。通过人类主体和智能主体互为镜像并双向奔赴的“主体性改造”，最终抵达技术向善，释放人的创意性、创造性与美好心灵，为新闻业培根铸魂。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基于场景理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户外大屏幕研究”（2019GXJK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网络传播学院；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面向智能化的新闻人才培养
陈小燕
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在媒介技术工具应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以及智媒传播理论等方面相对薄弱。过去的传媒教育较少涵盖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知识，导致新闻人才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存在不足。在传媒领域，“人类+AIGC”式内容生产开始出现。因此，高等院校要培养在智能化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具备批判性思维的“数据素养”的卓越新闻人才，在培养模式中重视人机交互。
智能化人机交互催生传媒业内容生产变革。人机交互已经从基于界面的交互转向信息甚至情感的交互。“用户提问—大模型回答”的交互方式以及“人机对话新闻”的新闻生产模式影响传媒业的走向。
第一，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冲击源于机器成为传播主体。从媒介技术演化史来看，机器从对空言说的客体，发展成为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传播主体，这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智能化相关。具体而言，机器在模拟人类的理解力方面不断提升，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领域，它在不断延伸人的感官，成为人类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有力助手。一种观点认为，机器越智能，人类对机器产生的依赖越甚。纵观媒介技术的演进史，新媒介比传统媒介在人机交流方面呈现出更强的交互性，交互性是区分新旧媒介的关键词，是划分模拟时代和数字时代的重要指标。早期的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认为电子技术推动了交互性的发展，在用户参与度方面，电子媒介比报纸和书籍具备更强的交互性，更容易获得用户反馈。列夫·曼诺维奇2001年在思考新媒介如何与旧媒介决裂这个问题时，说新媒介通过提高交互性超越了之前的身体和社会限制，交互性将我们从地域和身体空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尼格尔·斯瑞福特2005年进一步声称“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这带给用户新的自由”。与之类似，另一位媒介学者戴维·比尔在2008年指出“交互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和业余生活”，及至2022年，面对AIGC的冲击时，他提出了警告，“现代社会许多重要的过程都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发生，无需人类的直接参与，自动化正在改变世界”。交互性概念有助于我们对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交流机制的理解。学者们从最初认可交互性在提高用户体验方面的重要性，演变至对其在自动化控制方面的担忧。特别是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对媒体行业造成的影响成为一个热点议题。
第二，生成式AI技术促使传媒行业的内容生成方式发生变革。首先，从生成主体来看，经历了从专业生成内容（PGC）转变到用户生成内容（UGC），再演进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PGC强调作品的专业品质，UGC在内容多样性和丰富性方面具有优势，但质量参差不齐，而AIGC在自动化和效率方面优势明显。AIGC技术扩大了智能化内容生产的范围，从过去专业机构的生产者发展为任何人的生产者，内容生产从少数人拥有逐渐变为全民生产。其次，从创作流程来看， 经历了从直接内容创作到根据提示词互动式创作的演化。传统的内容创作流程涉及主题选定、文本撰写、编辑排版、内容发布等多个环节，这需要内容创作者投入不少精力。与过去直接内容创作相比，用户输入提示词与人工智能程序进行问答式的内容生产更加便捷。基于搜索引擎的人工智能程序拥有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节省了时间成本。在新闻编写、视频制作、图片生成等方面，生成式AI的生产效率和创作新颖性都表现不俗。最后，从交互反馈来看，技术的进步激发了数字媒体的个性化发展，人工智能能够根据用户的偏好提供定制化的内容。
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生产导致就业结构的改变。生成式AI降低了内容创造的门槛，使得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个人也能够依靠智能软件生成文本、小说、视频、音乐等内容。一些依赖人力的内容生产岗位将由AI取代，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这对新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面向智能化的新闻人才培养应立足“交互学习”。传媒人才培养和中国媒介的智能化进程关系紧密，彼此呼应，智能化技术在当代传媒内容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相较于传媒技术的迭代速度，传媒教育在很多时候滞后于传媒技术的发展。这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充分认知人工智能的理论和原理，培养学生的数据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一，“学会学习（元学习）”是首要条件。元学习是对知识学习的超越，元学习不仅涉及具体知识内容的学习，更涉及学习过程本身，可被看作“学会学习”的能力。传媒教育的元学习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已有知识体系的超越。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对内容产业的革新有驱动作用，智能时代传媒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养传媒学子的内容生产能力。按照卓越新闻人才的目标要求，学生们除了需要掌握与内容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新闻采写与编辑、传媒经营与管理、传播法律法规等基础知识外，还需要学习新媒介技术的各项知识，以满足智能媒体环境对全媒体人才的现实需求。二是对学习过程的调节。随着数据和算力的持续加速，生成式AI的逻辑性和创造力正在赶超人类，其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日渐成为学习者的利器。与以往单一的被动学习方式不同，智媒时代的学习者多采取互动的方式获取知识，通过与他人或智能体进行交流，比如运用提示词进行提问。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问题和在线反馈会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响应。对于预设好的大型模型逻辑，算法在实时反馈方面非常迅速，而人类通过向AI输入数据进一步强化了人机互动的效果。通过识别哪些操作能产出积极效果，算法得以鼓励并复制这些正向的提问行为。
第二，“数据素养”是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环节中的关键要素。所谓传媒业数据素养是指在媒介内容创作和分发过程中，个体对数据的理解、应用和分析的能力。生成式AI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使得标准化内容的生产可能趋于饱和，也将带来信息过载的负面影响。未来的传媒从业者若要创作出可信赖的、有深度的传媒作品，则需具备对数据中的谬误和偏见信息进行辨析的能力。因此，新闻从业者在内容生产的多个环节都必须重视数据素养。在新闻采集阶段，新闻从业者必须能够识别可靠的数据来源，并具备通过采访、问卷调查、社交媒体等方式搜集原始数据的能力。在事实核查阶段，要求记者能够鉴别和筛选数据来源，进行多维度的数据比对。数据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未来传媒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它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形成理性的批判能力。
传媒行业在智能技术和内容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呼唤着学界在培养新闻人才方面必须与时俱进。高校应充分理解生成式AI带来的内容生产方式转型，重视人机交互。教育工作者需要对智能体的效率和算力保持开放态度，同时对大模型的自动化处理保持理性的批判，以此来培育未来传媒领域的新闻人才。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内容把关的平台化转变与自媒体舆论体系构建研究”（23XW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智能素养：传媒学人的新质生产力
王静
大语言模型进化速度一日千里，生成式AI发展沿着媒介技术成熟度的曲线演化，有望成为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机器智能有望成为协同人类完成生产知识的“超级智能”与“行动者”。“智能素养”便是因应生产力智能化变革衍生而出的新概念，是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的创造思维方式与工作技能的全新要求，是人机协作生产要素创新的重要支撑。
智能素养的三个维度。“智能素养”概念受到大众关注始于2020年，国内外学者对于智能素养的研究虽然各有不同，但究其意涵则主要围绕着智能时代个体发展所具备的思维与技能的特殊要求而展开。本文则从传媒业创新发展的诉求，重点考察作为知识生产与再分配的传媒业者如何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挑战，如何习得并不断贮备智能化生存与发展的智能素养。正如彭兰教授在《智能素养：智能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中提出的那样：“面对着全新的人机关系，传媒人应具备全面的专业能力与相适配的智能素养，即利用人机协同的方式，完成内容创意生成与智能传播能力，这也是传统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迭代方向。”基于这一产业背景，笔者尝试将传媒人智能素养的贮备分成三个维度：技术素养、创作者素养、人机协同素养。
技术素养，是人机实现协作共生、高度耦合的技术能力。如前文所指，“人”在传媒业的主体角色正在发生改变，生成式AI技术在广义信息生产层面的介入，使得人和人工不再是内容创意、生产的唯一来源，人与机器的协同效力日益凸显。因此，智能素养贮备的基础维度是技术素养。技术素养具体可以拆分为持续使用智能工具的能力和理解智能工作运作逻辑的能力，其核心目标是人能够熟练掌握智能应用工具的底层素养，并在此基础上释放创意与想象力。
创作者素养，具体包括版权意识、智能伦理以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三个层面。第一，人机协作生产的内容在传播链路中势必伴随版权争议和纠纷，尤其在技术的使用边界尚未明确时，“有意而为之”的抄袭现象也将层出不穷。因此，今天的创作者除了要会利用技术进行生成创作，更应当了解如何在版权边界模糊的当下保护个人内容、辨别使用素材的合理性，加强版权意识。版权意识对于内容创作与传播者而言，愈发成为不可或缺的素养所在。第二，生成式AI“认知价值”正确的前提是创作者理智、德性的满足。机器学习的语料库一般来源于真实世界，蕴含着一定的价值选择，生成式AI可能会继承和扩散训练数据中存在的偏见，或放大仇恨言论和虚假陈述。作为生成式AI的使用者与训练者，传媒人理应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理念，以正确价值观训练生成式AI模型。第三，在与机器的协作中保有人的创造性并不断再创作。人要能够持续思考，熟练使用机器而不被反向驯化，保留“人”的灵韵与想象力。充分发挥人的再创造能力，也是智能传播时代传媒人智能素养的应有之义。
人机协同素养，该素养能力是为了探究并实现人类想象力与机器创造力之间的平衡，核心目标是在创作中让人与机器的协同达到“1+1>2”的效果，抵抗机器削弱人的能力的风险。人机协同素养的核心能力是对机器的培育能力，旨在能够让机器在人的训练下，正确理解人的意图并完成内容生产的过程。在生成式AI领域流行着“脑机比”的说法，即人类行为中可以且愿意与机器智能协作的比例。在当下人机协作的过程中，人的主观性应占主导，人的主观意愿对机器智能的态度将决定未来的社会分工。如传媒业的内容生成可以由机器来完成，但创意则要由人来产出并执行，“如何做好创意”是当下传媒人应当努力与思考的能力培养方向。
智能素养形成的路径与思考。传媒人的智能素养不再是技能上的“锦上添花”，而是完成低级生产力向高级创造力转化的重要能力，是贮备传媒人专业能力与智能化生存的抓手与路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多维度贮备智能素养。即从技术素养、创作者素养与人机协同素养三个维度协同贮备，利用多元化的手段实现创作者智能思维与专业能力的整合。首先，在技术素养的贮备上，传媒业者应运用好数字媒体，多方位获得信息源（包括新软件、技术教程），快速上手新技术，勤于练习和融汇贯通，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的号召。其次，创作者的素养要求则更为全面，习得并贮备的过程也更为复杂。如版权素养与智能伦理素养的贮备需要传媒人持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懂得辨别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含有隐晦的价值偏见，及时纠正，防止其继续学习与扩散。从目前全球的实践探索来看，人工智能的治理正在走向法律、伦理、技术协作互动的实践，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人在技术伦理规范的环节至关重要。传媒人应在技术的源头树立正确的道德伦理，让生成式AI模型始终在正确价值观念的引领下迭代学习。最后，当机器可以替代日常繁琐机械的工作时，传媒人便可以专注于提升创意的洞察力、创造力、创新力——机器无法取代的部分。创作者的创意理解与想象力素养是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表达，是包括技术、机器及内容生产在内的一切生产创作的不竭源泉。
全链路贮备智能素养。即高校与产业形成前后链关系，前者为素养贮备提供资源性支撑，后者则提供技术赋能与保障。
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是素养贮备的主体基础。智能素养不仅是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也是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与技能范式转换的必然指向。人才产品培养的智能化导向倒逼高校尽快推进新文科人才培养创新，从课堂设置到实践考核，真正服务于切实提高全民、全社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的目标，为“准传媒人”的智能科技、法规伦理、社会人文等基本素养的贮备提供资源性、基础性支撑。
智能产业与生成内容应用成为素养贮备的技术保障。随着生成算法、训练模型、算力等 AI 核心技术的融合突破，AI 技术自动生成内容的应用在近两年迎来了爆发式发展。2023年，OpenAI 发布 ChatGPT-4，国内大型科技公司也相继推出生成式 AI 机器人应用程序，如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2024年，智能生成视频应用Sora的推出，引发世人的普遍关注。
从表层来看，内容创作已进入多模态创作领域，借助人工智能的辅助，人力可进入文字、图片及视频类的创作，传播权力的下沉开启了普通大众从事个性化内容创作的新通道。然而，可以预期，传媒产业在经历过早期的“技术开放红利”发展模式后，必然会受到先进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权力的再集中化，传媒人曾主导的专业主权将逐步移交给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智能技术，如大语言模型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技术等。
因此，传媒人的智能素养贮备不应局限于“人机协同”的生产、创造层面，还应主动应对技术迭代主导下的产业逻辑变革，更要正视技术的福祉与风险，制定并遵循全新的数字文明规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宇宙营销：从技术赋能到价值生成研究”（23FXWB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