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贡献度

　日期：2023-12-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为更好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10月27日，暨南大学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座谈会，并就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持续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全面准确深入的学习、研究和阐释作出部署。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

　　◇夏泉 程强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聚焦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认识进行了提炼升华和理论总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历史逻辑是指对事物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考察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探究历史逻辑的必经途径。因此，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从其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认识和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把握其思想内涵，增强历史自觉，从而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丰厚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中华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蕴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学说，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凸显了文化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突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强调在实践中发展文化的重要性，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与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聚焦新时代，因应新形势，回应新要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红色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鲜明底色。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文化结晶，是涵盖不同历史阶段红色文化具体形态的综合性、集成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与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探访革命老区，追寻革命先烈足迹，感受革命精神洗礼，在红色土地上留下坚定的足迹。红色文化形成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战胜各种困难与挑战，夺取新的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底色。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辉煌成就，根本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使党的领导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立足实际，统筹全局，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中国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两个结合”等重要论述，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进行系统总结，涵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为中国共产党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体现了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VMZ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历史系）

　　深入推进思政课叙事能力建设

　　◇田明

　　思政课是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与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教育载体。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合理地融入思政课，需聚焦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将新的文化使命融入教育实践，围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等关键点开展教育体系建设，实现巩固文化自信的目的，继而推动“两个结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凝聚社会共识，涵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影响力。

　　叙事得法，全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是文化的“肌体”，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灵魂”，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丢掉意识形态谈文化，无异于摒弃实践空谈理论。而意识形态一旦脱离文化，也会失去凝聚力和认同感。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客观揭示了“文化的政治本质”以及“政治的文化表象”，将“两个结合”凝练为文化领导权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文化观。

　　思政课叙事能力建设，守正创新是核心要求。践行守正，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拓创新，要求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探索以文化人的路径方法，做好“言传身教”与“不言之教”的融合，实现“主导性与主体性”“灌输性和启发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要发扬斗争精神，在提出问题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在分析问题层面夯实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主导权。让主观叙事、偏执叙事、非主流叙事失信、失义、失势。

　　叙事有道，深度建设意识形态传播的文化载体。意识形态传播既具有空间性又具有时间性。从空间角度看，意识形态是宏观的，生活实践是微观的，文化则是将宏观叙事渗入微观生活的载体。以文载道，是以微观见宏观、以生活见政治。思政叙事的文化载体建设，目的是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之间建立起融合机制，于政治维度实现共理、于生活维度建立共识、于个体维度涵养共情。将政治学习转化为精神涵养，将思想建设转化为观念塑造，把社会维度的价值观培育转化为自信、自立、自强的道德自律。

　　从时间角度看，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辩证性，是通过与时俱进的历史观来表现坚定的世界观，在实践进程中适时为意识形态赋予新的历史内涵。这要求叙事方式实现过程叙事与静态叙事的融合，妥善处理开放性逻辑和闭合性逻辑的关系，运用文化之力赋予意识形态以历史性内涵，赋予客观事实以政治灵魂，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合文化之力建设政治话语体系生成性路径。

　　叙事适度，科学把控文化叙事的张力。文化叙事是通过价值表现客观，并不是抛弃客观。文化叙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价值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做到叙事适度，既要防止用价值思维掩盖客观思维，又要防止用客观思维“去价值化”。前者失去原则，后者丢掉立场。同时，善用正面叙事与负面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合理配置“褒贬”与“扬抑”，避免因叙事的单向度、单一性破坏可信度，破坏叙事内容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深度揭示并批判“主观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等错误。引导价值认知朝着“客观”“公正”“理性”方向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确立，对思政课叙事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叙事能力的提升，既有助于增强课堂的思想性、知识性，更有助于提升课堂的认同度与影响力。思政课教学要高度重视文化维度的建设，深入教学方法研究，既要用思政课建设文化自信，又要用思政课展现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培育中华文化传承人

　　◇张丽军

　　2023年10月7—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对于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根本性和指导性的新思想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高校定位、学科专业特色，高校教师应该从教学科研的实际出发，扎实有效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当代文化根脉传承。

　　立足现实，赓续文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科研创新。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总纲领、新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目标和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精神引领价值，为新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体系、学术理论话语建设提供了重大理论创新空间，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增长提供了指导性和原创性精神指引。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征途上，我们也必将创造有益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文学者的学术思考、精神探索应该具有现实人文关怀，继承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传统，开展具有中国现实特征、中国精神气派的文学文化研究。

　　结合学校定位，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殷殷嘱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是国家的文化战略，是新时代中华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更是在国家层面赋予暨南大学的教育使命和文化担当。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全面阐释了“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才能牢牢扎根，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高度契合、互相成就。魂脉和根脉统一于“两个结合”，其结果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指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高校教师应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把最前沿的学术研究转化为源源不断、时时更新的教学资源，推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课堂，培育中华文化传承人。教学科研不仅要立足于时代前沿和重大问题，而且要深深扎根于地方，与学校定位、学科优势特色、地方文化紧密结合，形成学校、学科集体合力和学术研究品牌、特色效应。

　　在2022年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广东省赛区，笔者提出了“从游文学经典，熔铸中华文心，培育中华文化传承人”的教学创新理念。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为阅读中心，在传承中国古代“从游”教育传统基础上，在师师、师生、生生的多元对话过程中，以本科生为主体，本硕博和校内外导师的参与下，开展具有实战意味的“文学批评现场式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新从游”中感受到文学研究的独特魅力，领略到风云激荡下中国作家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文学经典的独特语言文化魅力，从中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能力素养和使命担当，培根铸魂，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系暨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政教改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出版社）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程京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其中，“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地位和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历史背景下，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明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抓住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项极端重要工作的关键和根本。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直接关联着人心的向背，是新时代新征程凝心铸魂的关键所在。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找到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意识形态工作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怎么督促去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从“正本清源”这个关键入手，就意识形态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了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内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仅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新的飞跃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与文明支撑，而且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飞跃”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机结合起来，为增进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并转化为内在自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1BK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

　　考古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郭明建

　　近代以来，在对内反对封建专制、对外抵御列强入侵的时代大势下，建立以广泛的人民民主、各民族和各阶级共和为基础制度的现代国家，成为近现代我国人民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正是在此背景下，汉语中“中国”一词的主要含义转变为我国的正式名称。

　　与辛亥革命之后相比，之前“中国”词汇的含义，既与之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关于何为“古代中国”，大体有两种观念。第一种即词汇观念中的古代中国。大体而言，古代“中国”词汇的含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由先秦时期地理上的中部之城或“中土”的概念，演化为秦汉至清代时期定都中原的历代王朝和汉族政权的代名词（或者在与西方相对时，成为东方政权的指代）。但此种意义上的古代“中国”，主要是华夏族—汉族对中原地区、自身族群及其政权的称谓，不能代表现代中国之全部祖先和既往历史。第二种即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它基于近现代中国人民之全部祖先与既往历史；并且与含义不断变迁的词汇上的“中国”观念相比，是一个更具深层次意义、并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有机整体，可谓真正的古代中国。稳定的人民群体代表的持续传承性以及核心国家等代表的社会凝聚力，构建起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

　　整体而言，史实意义上的古代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代中国的人群和地域基础大体奠定。第二，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古代中国的中心区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至二里头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核心国家——二里头国家，它开启了中国政治格局从多元到一体的进程。第三，秦汉时期，仍然定都中原的汉族国家疆域空前扩大，周边也有若干其他族群建立的国家同时兴起。在不同阶段，这些政权时分时合，但融合为大势。第四，在元明清时期，元代和清代国家真正实现了古代中国政治上的一统，奠定了近现代中国整体社会格局的基础。

　　在古今中国的变迁历程中，一方面，中国的整体社会格局不断变化，而各个区域及人群始终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地域、人群、文化等要素始终保持稳定和传承，并且不断走向融合与一体化。其中，稳定人群的持续融合是其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中国从古至今的传承性，其内在过程和主要动因也正在于古代中国人群的稳定性和持续融合，以及核心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相对统一的文化等因素提供的长久凝聚力。稳定的人民群体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征和因素，史实意义的古代中国的本质即古代人民之中国，这与人民民主的现代中国的本质相同。现代中国是现代中国人民之中国，而未来中国仍将是中华民族子孙之中国。

　　对于史实意义上“古代中国”观念的建立，考古学提供了重要支撑。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我国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论述多与考古学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视察暨南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鼓励全体师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突出特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既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突出特点，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趋势。结合考古学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见现代中国之创新性、和平性正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继承，是古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表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揭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考古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和重要贡献，而将五个特性进行细致研究、广泛传播、向外弘扬，则是党和国家给予每个考古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