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之学的多维度解读

　日期：2024-10-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商君书》始称《商君》，又名《商子》，是一部先秦时期的政治论文合编，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战国史，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及法律思想等具有重要价值。而从古至今歧见纷纭的评价及文字的古奥难读，也使《商君书》成为一部集多重价值与多重困惑于一体的著述。针对这种情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莹《〈商君书〉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讲论》）一书，融合文献学的校勘注译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吸纳已有研究成果，以论注结合的方式，基于现代学术视域，从时代、社会、政治、法律、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对商君之学进行了解读。

　　论注结合 呈现《商君书》内蕴

　　《讲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系统阐述了商鞅其人其学的思想轨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等，全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从其时代入手，呈现出商鞅一生的心路历程和主要事迹，并对《商君书》的成书、版本、真伪及流传过程加以梳理，重点探讨书中重农重战、抑制商业、刑赏驱民、缘法治国的政治学说，揭示其“缘法—杜私—取信—驱民—强国”的内在思想理路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性论、历史观和价值观，辨析《商君书》在政治制度、思想领域以及盐铁会议、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影响。下编对该书流传至今的二十四篇进行注释。在解字之外辅以整句翻译和疏通，并对学界的分歧异说予以列举。对于涉及前因后果的字词，穷其源流加以说明。

　　阅读《商君书》首先需要通过的是文字关，而训诂注释则是过关必经的津梁。由于《商君书》在秦以后的历史中一直为主流文化所排斥，长期无人问津，导致错简、脱文，誊抄之误与刻意删改随着年代的流转不断累积，加之其文字本就古奥难懂，因此古本《商君书》几乎不可卒读。至清代始有严可均、孙星衍、孙冯翼、钱熙祚、俞樾、孙诒让、于鬯、陶鸿庆等众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整理，20世纪又经王时润、尹桐阳、陈启天、简书、朱师辙、蒋礼鸿、高亨、章诗同、张觉等诸位先生的研究，文字错乱、晦涩难懂的《商君书》逐渐变得清晰可读。经过对前人成果的梳理和比较，《讲论》选定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新编诸子集成本）为底本，注释上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为主要参考，同时吸取山东大学《商子译注》编写组及张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参以己意，力求给出简明扼要、明白晓畅的注释。注释旨在疏通文字，以解字为主，辅以整句翻译，既方便当代读者理解，又使读者能最大程度地体会原文意趣。由于《商君书》部分章节文字错乱严重，《讲论》秉持文献学的“阙疑”精神，对于个别语义不明的字、词、句子不求强行释读，存疑以待来者；对于学术界的分歧异说，则在注释中以“一说”予以列举，体现了严谨的态度。

　　历史考据 还原商君之学

　　与大部分今注本《商君书》有所不同，《讲论》并未止步于文献学的整理与注释，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考据为基础，对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商鞅本人的历史事迹以及《商君书》的成书与流传、主要内容、思想内涵、历史影响给出了全面而扼要的概括，为读者深刻理解商鞅之学提供了系统讲解。相关讲解以精深的考据作为基础，而其考据又筑基于对原始文献扎实的解读、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吸取。

　　注重通过文献梳理进行历史考据并揭示历史真相，是《讲论》的一个鲜明特点。如在清理文本并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讲论》指出《商君书》文本的三个特点：一是书中所记内容涉及商鞅死后发生的事；二是各篇多有语句、段落重复之处，还有的内容相互抵触和自相矛盾；三是《商君书》各篇文风不一。由此，《讲论》进一步得出《商君书》并非一时一人之作的结论，认为传世本《商君书》虽以“商君”命名，但它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子书一样，并非全部为商鞅亲笔著述，而是商鞅学派的集体作品，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和多人之手后，才定形成书的。这一推断使商鞅学派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也有助于读者对《商君书》的客观认识。

　　辩证分析 展开《商君书》评价

　　该书试图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商君书》的价值与局限。旧时对于商鞅及《商君书》的评价，往往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境地：贬斥者通常以儒家的立场口诛笔伐，视之为“遗礼义、弃仁恩”的千古罪人；赞扬者则持法家立场对之全盘肯定，甚至将其役使民众为统治者所用的“轻罪重罚”的重刑主义，解释为“由法返德”的法律道德化。面对历史上这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评价给《商君书》带来的重重迷雾，《讲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立足现代学术视野，超越了儒法两家的立场之争，力图透过历史表象探查商鞅之学的本质，对其宏大的历史观以及瓦解血缘宗法制度等各项政治措施中的历史进步性予以肯定，而对其极端功利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就治国理政而言，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在事功层面上的成功，彰显了商君之学的价值所在。《讲论》将《商君书》中的治国之道概括为重农重战、抑制商业、刑赏驱民、缘法治国四个方面，并指出这四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即以法治为保障，以刑赏为手段，在抑制商业的同时达到“农战”的战略目的。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思想由来已久，但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高度突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以其为思想核心者，则首推《商君书》。先秦时期的诸子之学多以思想性著称，与此不同的是，商鞅的这一国家战略体系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政策、法令被落到了实处。与此相应，《讲论》在解读商鞅的治国之道以后，又从政治、经济、法治、军事、文化五方面，对《商君书》中的具体执政措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与此同时，《讲论》也没有忽略《商君书》的历史局限性，指出其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导致对人伦道义的排斥以及对民众个体生命价值的忽视；其片面的矛盾对立思想则带来了重农必须抑商、任法就要释德、尊君必然弱民的恶果。基于上述局限性的农战政策，虽可取得一时的佳绩，却终因无法给民众带来真正的幸福而不能持久。

　　近年来，《商君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而其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尚待深入开掘。《〈商君书〉讲论》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