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的未来面向

　日期：2024-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从英国左翼知识界日渐勃兴的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思想范式和知识实践，自90年代中期正式传入中国大陆学术界。三十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被不断译介、研究并获得本土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外来学术思潮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相结合，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思想界扎根、扩散和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研究”不断调整自己对全球社会结构的认识，寻求与境外文化研究学术实践进行对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文化研究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这是一个广泛接受外来思潮和大力进行学术译介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尝试和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的时期。这一时期适逢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正好为我国学界更全面地了解与全球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各种理论思潮，如后殖民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等，提供了现实条件。我国文化研究界正是得益于这个难得的时代机遇，通过对国内外各种学术资源（尤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成果、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当代社会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不断重读和挖掘，使中国本土“文化研究”已经具备了较为宏阔、辩证、公正的全球视野和更为自觉的本土意识。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研究”一直都是一种内在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思想批判力量。七十多年来，“文化研究”从最初对英国本土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形成史的关注，到后来从性别、种族和代际（青年）等维度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分析，最终扩及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生活的文化分析，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研究”又意味着什么？综合我国学界的基本认知，我们大致可以认定：“文化研究”首先意味着一种通过学术进行社会批判的“精神”，其次可看作对一些典型的文化表征所做的具体的批判性分析，再次也可看作一种从文化角度解释当今复杂世界的“方法”。由于世界在这里被“文本化”和“符号化”了，文学、流行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表征都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只要具有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善于分析各种文化表征，这一文化分析活动就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采用跨学科方法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和介入性干预的学术实践，其立场和方法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很多领域当中，并且进入了中国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培养计划。尤其是它对各类新兴文化现象和作为文化表征的物质/商品所做的大量的批判性分析，也几乎已经延伸到了人们的所有生活空间和生存领域——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文化生活”（广义的艺术、学术和教化）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欲望形态等等。“文化研究”关注的那些展现人类处境的诸多形态，从真实的社区和村落、虚拟的网络社群到文艺想象，不胜枚举。从这一点来说，“文化研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学术方法的革新和日常文化生活的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文化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推出了一些富有中国特征的议题，比如民族文化认同、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城乡文化、新工人、微文化、青年亚文化等。这些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做出了积极的思想回应，也对知识界和民众所关注的一些新兴文化现象做出了敏锐的分析，但总体来说，学界对这些议题的探讨和开掘还一直未能达到理想的深度。相反，与“文化研究”近年来无处不在的影响相伴随的，则是它日益呈现出来的诸多值得反思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议题越来越碎片化、失焦化；二是研究者在方法论储备等方面存在较多缺陷，难以胜任富有深度和广度的跨学科“文化研究”；三是“文化研究”的开展目前多集中在一线发达城市高校的人文科系，其研究内容和学术旨趣与广大普通民众的真实文化生活相对脱节。进一步看，目前的多数研究还未能对那些形塑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文化生产机制做出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探讨，对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提升和改善也很难产生切实的帮助。

　　开拓“文化研究”的未来面向

　　抛开当今大学教育机制对于文化研究教学的影响，单从中国“文化研究”如何开拓其未来面向这一点来说，目前至少要面对如下问题：如何认知和解释当今中国在全球的位置以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复杂特征。从国际层面看，中国需要建立自主、自信的国族想象和文化自信，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平等公正，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内层面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需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应该努力寻找有助于创造和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在文化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普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显得越发迫切和强烈。笔者多年来在与进城务工人员的交流中也发现，这些看似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其实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文化创造，也渴望展现自身的文化创造。他们非常渴望参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备了参与文化表达的基本条件和文化素养。我们的基层文化服务应该努力给普通民众提供更多适于他们进行文化表达的空间和平台，发掘和培养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和带动者，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共享他们自身创造的积极健康的基层文化生活。

　　从“文化研究”的理想状态来讲，普通劳动者的这种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创造首先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分析的对象。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应该努力真实完整地展现普通民众的自强、坚韧和互助，展现普通劳动者自身对于精神文化价值的诉求和思考。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缺乏对那些过度渲染物欲快感的大众娱乐文化的警惕和批判，放任其长期遮蔽普通劳动者的身影，那么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就很容易受到虚浮的消费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压力，甚至会被卷入由超前消费、炫示性消费、符号化消费织成的泥潭当中。

　　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促使我们必须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进行深入检讨。我们必须反思：我们时代的各种流行文化到底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哪些真正健康的精神营养，我们的“文化研究”到底为普通民众积极建设他们自身的劳动文化发挥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和各种思潮空前活跃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研究”应当积极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努力促使文化成为一种强大的向善向美的精神凝聚和联动力量。

　　我们不难发现，反抗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提倡生态环保、互助友爱、人人向善和理性对话，应该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政策和“文化研究”对此已经有了积极的回应，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王晓明在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近代革命思想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时说道，历经100多年磨难的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被欺凌者和被压迫者的处境和精神诉求，始终怀有拒绝现代丛林秩序的心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直试图创造一个强大的、在文化上摆脱西方弱肉强食规则的新中国（《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序》）。另外，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当中也不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共生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已经体现在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国内民生服务政策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得益于这些丰厚思想资源滋养的中国“文化研究”，终将超越西方现代社会的霸权逻辑，为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的文化希望。这将成为中国“文化研究”值得期待的未来面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