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资料反映古代生态哲学思想
日期：2024-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敦煌地处西北内陆，四周多戈壁沙漠，气候干燥多风，生态环境脆弱。汉简和敦煌遗书中都有真实描述当地恶劣天气现象与珍贵水资源的记载。当地先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一方面利用资源，改善环境，形成了灿烂的敦煌文化；另一方面注重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形成了一套对环境发展有益的经验。敦煌资料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哲学思想即是其体现。
天人合一 万物并育
先秦时期，哲学家就提出了“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老子用对立统一观点揭示了自然万物的本源，同时还吸收农业生产经验，主张“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为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处理好人地和天人关系提供了价值导向。庄子认为自然于无为之中，不能刻意追求私欲，破坏自然之道，故有“安时处顺”“穷通自乐”“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
敦煌文书中蕴含着“万物并育”的哲学思想。马仁寿《开蒙要训》云：“春花开艳，夏叶舒荣，藂林秋落，松竹冬青。”四时运行，寒来暑往，有其演化规律，人事活动应遵循自然四时的规律。《孔子备问书》曰：“何为天地人？天在人上，地在人下，人居中间，上乘于天，下随于地，四时祭祀，不失其时。故曰：天地人。此法三才也。”这里将人、神、万物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了自然界的同源、均衡性，而重视宇宙间的和谐统一，则是儒学整体性思维的体现。处理好天人、人地关系，还体现在保护植被、维系生态平衡方面。早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由王莽奏呈的《四时月令诏条》，按五行原则，依农时，对森林、田猎、水道在四时的禁忌和保护等做了严格规定。十分珍贵的是，该诏令完好地保存于悬泉遗址的泥墙上（《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汉简272号），壁书内容系环保条令。如“孟春月令”第二条：“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可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右“中（仲）春月令”第一条：“修利堤防。谓修［筑］堤防，利其水道也，从正月尽夏”。该诏令是目前西北发现较早的一部保护环境的法规，反映了河西民众对顺应天时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珍视程度。
加强管理 维护生态
设立机构、设置林木官员，是管护山林川泽、维护生态的一项措施。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设有“少府”一职，掌管“山海池泽之税”。魏晋、南朝时期，设“尉曹郎”一职，主管山泽物产资源。敦煌林业资源极为珍贵，当地政府也设官员管护林业资源。例如，东汉窦融曾两次下令禁止伐木。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简载：“建武四年（28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甲渠，为古居延绿洲的西部屏障。此候官属居延都尉所辖，长官为“候”，因驻守边境鄣塞，故称“鄣候”“塞候”。塞尉是边塞郡所置之尉，为“候”之属官。简文提到的甲渠官员负责森林资源的安全保护工作，可能兼任居延地区的“林长”。由此可见，汉代地方政府对林业资源永续存在和永续利用的重视程度。
为有效管护、使用河湖水资源，政府在西北设置了水利官员，负责掌管水资源的日常事宜。《居延新简》EPC:48+EPW:31：“□官，司徒右大夫使掌河隄，大司空。”“大司空”位次三公，是掌管全国水利的最高政务长官。除大司空外，隶属大司农的“都水官”是掌握郡国水资源的最高水利官员，居延汉简亦有记载。《悬泉汉简（叁）》Ⅱ90DXT0114③: 296：“□六十。今年正月中，相诣都水官□。”悬泉置所出一枚简提及“水校尉长罗”。另一枚简有“都水守”一职，“永始二年六月甲申朔壬辰，敦煌都水守□/奴婢名籍一编敢言之”。都水守不见于其他史料，可能是居延地区特设的官员，与都水长相似，主要负责一郡的水利灌溉、营建之事。此外，汉晋简牍所见的水利官员还有西都水、东都水、都水长、主水史、平水吏、监渠佐史、令吏、河渠卒等，唯灌溉是赖，注重渠道日常维护，保证了该时期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和绿洲开发的有序进行。唐五代时期，敦煌还专置都水令、都渠泊使、水官、水监、平水、渠头、斗门长等。这些“河长”是州县一级的水利官员，主要负责农业灌溉的分配，但对不同时期干旱区绿洲的河湖治理和管护起到了推动作用，为筑牢水生态屏障提供了安全保障。
悯物节欲 协和万邦
“悯物节欲”，包含着人与自然建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齐物思想；“协和万邦”蕴含了民胞物与、讲信修睦的中国智慧。“和”这一万物生长的总原则，是达致“齐物”的重要方式，我国先民很早就用儒家的“和合”思想保护环境。《诗经》《左传》《礼记》《周礼》等古籍中，都有人与自然和合共处的记录。
敦煌文书中浸润着爱人悯物、节欲环保的生态哲学思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季夏之月，毋以斩伐。”《百行章·护行章》：“山泽不可非时焚烧，树木不可非理斫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环保意识，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践行绿色发展，不断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情景正如《翟家碑》所记：“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涧澄河［泛］，涟浞而流演。”
要保护山林川泽，以打造宜居环境，还体现在敦煌石窟的青绿山水画中。青绿山水画不仅反映生活场景，而且存在“政治主题”。譬如敦煌壁画中的“说法图”，金字塔式的主峰和侧峰拱卫排列，呈众星捧月之势，气势磅礴，体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画作中的主体——山水，于帝王而言，即是赋予政治意识的江山。唐代在盛世时采用崇实务本、顺应民意、因循为用的方针稳固“江山”，故青绿设色的山水精神成为一种取道于世人志趣与情怀的天下观。宋代以简约为美，在治国方针上，认为“王者之治”应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青绿画是帝王“以民为本”“政在得民”治国理念的反映。归义军时期，用简淡设色的山水画铺满墙壁，除了更主观、更自由地描绘山水景物外，还倾向于政治主题的显现。
敦煌资料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整体呈现出朴素、强烈的特点。“万物一体”“以时禁令”等浸润宗教伦理观的思想，则是河西民众对绿水青山憧憬的自发意识。与此同时，构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在这一理念下衍生出的“节制”“和合”等思想，与敦煌哲学高度一致。这种优秀的传统生态思想，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大有裨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多元民族文化与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23AZS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