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在生态传播中的话语建构
日期：2024-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众化传播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新媒体时代，如何积极借助视觉内容和修辞寻求话语认同，实现有效的生态传播，从而激活并重塑群众内生动力，建设生态文明共同体，成为传播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注重构建叙事新语态
在讲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议题时，首先要从叙事视角、叙事方式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叙事角度微观化。“宏大主题”的有效“落地”在于叙事视角的选取，巧妙运用“微小切口”作为叙事起点，将时代主题拆解为易于引发共鸣的个体故事与鲜活细节，改变以往“他述”的单一视角，积极主动融入“自述”的表达，把群众的情感诉求纳入其中。为了实现新闻叙事深度与广度的平衡，可适度融合多元视角，对相关领域展开深入细致的解读，解决理论表达浅层化、表面化，概念空洞化等问题。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公益环保纪实节目《一路前行》，用“理解—关心—行动”三层递进的方式实现了生态保护宣传的“一站式”表达，讲述“身边人”“身边事”，建立心理上的亲近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部分生态传播的叙事主体超越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透过动植物的视角深度聚焦自然世界的本真面貌与内在逻辑。通过模拟非人类生命体的体验，构建一种更为包容且深刻的环境叙事，从而增强公众对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性与价值性的理解与尊重。如国家地理杂志推出的全新纪录片《大自然的女王》，以雌性动物为主角，展现了动物家族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力量，深刻挖掘了动物本性与人类情感之间微妙的共鸣点，促使人们以更加温情的目光审视自然界的每一个生命。
二是宏观叙事具象化。传播的本质为“人的传播”，当前主题宣传已逐步实现共情传播。这要求我们突破以往注重客观理性的制式化的信息传播行为，打造“通俗化”的纽结点。以《绿美广东竞风华》主题项目为例，主办方通过赛制设置发动广东全省21地市县区书记上擂台，创新“演播厅竞技PK+外景拍摄体验”的主题宣传方式，策划“绿野寻踪”真人秀体验、“智慧造林”知识竞赛等环节，在对抗性、综艺化的叙事与宣传话语建构中，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经验模式。创新叙事方式能提升宏观议题叙事的可观性，助力受众对抗式解读的消解。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内容生产者误将“以用户流量为中心”当作“以人民为中心”，产生“流量崇拜”效应，从而扭曲媒体的社会角色。因此，主流媒体在以轻松化方式解读政策时，还应保持理性，充分发挥生态风险预警的媒介责任。
寻求“在场感”的媒介空间
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生态传播拓展了信息应用边界，创建了新的时空场域。置身于高仿真、全感官、包裹性的数字幻境中，“在场感”与“沉浸式”体验更易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一是空间叠加，在“虚实交融”的多维场景中探索自然的奇妙。实景外拍为作品注入了生动鲜活的现实元素，使观众能够跨越媒介界限，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自然生态的魅力。航拍技术借助其“高视角”，成为人们感知城市乡村空间形态的重要呈现手段。穿越机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新颖的场景体验，不同于航拍器四平八稳的“宏大图像”，穿越机带来的是“速度与激情”，结合数字后期处理的精妙雕琢，最终呈现出如同给观众“插上翅膀”这样的效果。被称为“大自然千里眼”的红外相机成为展现生态治理成效的重要工具，通过自组网技术实时传输红外触发的图像数据，协助创作人员实时捕捉珍稀野生动物的“日常生活”影像资料，极大地丰富了视听作品的视觉层次与叙事维度。如纪录片《生命之滇》以水下VR全景展现大鲵生活的自然环境，利用索道摄影系统“飞猫”拍摄大范围高空全景镜头，增强了受众的临场感与视觉体验。
演播室以其专业设备硬件及多元化舞美布置的优势同样成为生态传播视听作品的重要媒介场所。随着科技迭代，VR、AR、XR、虚拟数字人等前沿技术的运用，生态传播在“现实”与“虚拟”多维空间中的具象化呈现成为可能。传播主体凭借信息化的生产方式营造“去实体化”的仿真情境，或是打造山川城乡通山达海、色彩多样的“自然画作”，或是展现生物细胞内部、菌丝扩张等微观画面，以超越日常体验的“视觉奇观”扩展受众感官边界。
二是共时沉浸，以直播间激活身体感官的“目击感”和“临场感”。直播即时性的悬念和纪实性的直观为广大用户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真实现场。未经剪辑的粗糙镜头画面，主播真实内心的曝光，通过摄像机、直播间，让观众看到一个动态建构的事件真实和关系真实。创作者以第一人称与用户直接对话，无论是讲述先辈植树造林故事，或是分享工作推进历程，都处于真实场景之中。强交互属性是直播的另一优势，无法亲身在场的用户在直播间与创作者直接交流，参与创作者的探访体验。这种场景构造出的表达互动空间，形成了一种主客体间的情感连接，为主题宣传增添鲜活感，增强了公众自觉履行保护生态的责任感。
走向“实践”的生态传播
传播是改造和影响客体的实践，表现为实践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而生态文明传播终究要将主体间的情感流通转化为主体的具体传播实践。
一是积极引导网民再创作，培养生态传播平台的“聚合受众”。在数字媒介赋能之下，“媒介共享”理念被注入新意，个人作为信息传播和接收的主体，参与到社会信息交互之中。制作者对视频、动画、写真进行解构和再创造，附加了后现代意义，不同人群在“赛博广场”上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信息交流互动。积极引导网民在合适的范围内将热门IP元素与主题宣传巧妙融合，构建出一种贴近现代生活节奏的叙事框架，更契合广泛受众的审美偏好，激发观众“自分享”欲。
二是搭建数字服务平台，形成生态治理能力的“综合集成”。新兴技术与媒体、政府、社会构联成新的关系，打造服务平台、强化公众服务是新型主流媒体适应发展潮流的主动安排。媒体以视听内容作为载体进行延展，在打造立体移动传播链的基础上，将原本单一信息的“发布窗口”转变成为各类社会资源的“连接入口”，搭建绿色空间。依托平台的可见性、连接性和社交性，完善自下而上的生态参与体系，让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不同群体在这个空间相遇、表达、碰撞，实现资源流动和对接，形成“生态传播”的跨媒介叙事，从而提高基层生态环境协作治理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输出渠道与新媒体的融合并进。
总之，在繁杂的信息市场中，主流媒体如何找到政策输出与民众诉求的结合点，如何在拆解宏大叙事的同时避免“泛娱乐化”，把握好有效传播的“度”是研究中的重要现实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机制研究”（21VMZ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频道记者、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