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作家的创作

　日期：2024-06-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在人民文学的发展中，十分重视工人文艺活动的开展，重视工人文学创作，重视工人作家的培养，在多方努力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出丰硕的成果，创造出文学上的奇迹。工人作家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工人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在文学领域印证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工人作家纷纷涌现

　　新中国第一位较为知名的工人作家是魏连珍，他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活跃的工人文艺活动中。魏连珍当时是石家庄的铁路检修工，文化程度不高，仅上过几年小学，为了配合石家庄铁路车辆段当时正在开展的红五月劳动竞赛，创作了话剧《不是蝉》，通过落后工人的思想改变，表现和赞美了工人在劳动竞赛中树立的主人翁意识。该剧先是由工人自己排演，后由文工团加工排演，先在本地演出，后赴北京、上海等城市公演，轰动大江南北。在北京演出后，文化部为《不是蝉》组织了座谈会，《文艺报》对剧作及剧作者进行了报道，给予作家、作品高度肯定。

　　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工人文艺活动十分活跃，涌现出许多工人作家。1951年3月，《文艺报》发表《成长中的工农作家——介绍一九五○年的几位工农作家》，文中涉及的工人作家除魏连珍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曹桂梅、董迺相、大吕。曹桂梅本是石家庄的一名工人，在识字班里经过刻苦学习，从不识字的工人成长为一位诗人，从1950年到1956年他先后出版有《曹桂梅小传》《回忆石家庄》《槐底乡变迁》等七本诗集；董迺相是天津铁路擦车工人，出版有小说集《我的老婆》（1950）；大吕是天津某棉纺厂铁工修理工人，出版有小说集《郝家俭卖布》（1950）。在天津，除董迺相和大吕外，当时还有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阿凤，这一时期出版有小说集《提拔》（1953）和小说散文集《擦车》（1951）、《过年》（1953）。工人成为诗人、作家，这是工人获得文化主体地位的生动体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作家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工人文学创作撑起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工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从事工人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家。作为一座有着深厚工业文化基础的城市，上海在工人作家的培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陆俊超等是上海当时有名的工人作家。天津紧追上海，除董迺相、大吕、阿凤之外，工人作家还有张知行、万国儒等。北京则出现了工人诗人李学鳌、韩忆萍和工人作家王慧芹、高延昌等。在鞍钢和武钢，甚至出现鞍钢工人作家群和武钢工人作家群。此外，驰名全国的还有快板诗人黄声笑、煤矿诗人孙友田、剧作家陈桂珍等。

　　新中国对工人作家的培养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作家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性。

　　第一，文化底子相对薄弱。这些工人作家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胡万春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前因家庭困难，只读了两三年书；唐克新只上过两年小学，后因家贫辍学；费礼文仅读了三年书；陆俊超情况较为特殊，他出生于一个海员家庭，且从小侨居东南亚，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一些。正因为绝大多数工人作家文化程度低，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他们首先要补的是文化课，之后才谈得上写作和创作。因此，不难想见他们成长之路的艰难。

　　第二，良好外部环境的助力。工人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自身的努力自不待言，而在新社会，有助于作家成长的诸多外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作家文学上的成长很多得益于身边的引路人。天津工人作家的成长离不开著名作家孙犁，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董迺相、大吕、阿凤，还是后来的张知行、万国儒，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了孙犁较多的提携和扶植。上海工人作家的成长和上海报刊紧密关联，作为工厂的文艺积极分子，他们最初是作为报刊的通讯员在写作中得到了锻炼，后来又得到了魏金枝、柯蓝等专业作家的悉心指导。在鞍钢成长起来的李云德等作家，则直接受益于作家草明的言传身教。

　　新中国对于工人作家培养特别体现在制度优势上。作协、工会、共青团等不同的部门，都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为工人作家的成长搭桥铺路、创造条件。许多作家由于各地文艺组织的推荐，得以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一些青年作者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后，有机会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观摩、学习。此外，在图书出版方面，各级出版社对于工人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十分积极、主动，促进了工人文学出版的繁荣。曹桂梅在当时算不上非常有名的诗人，但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多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七本诗集；胡万春作为较为知名的工人作家，1956年到1964年共出版了八本小说集，此外还有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出版。本文提及的工人作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作品集出版，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工人作家在出版方面受到的优厚待遇。

　　工人文学创作广受欢迎

　　工人作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人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业界的普遍赞誉，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工人作家身为一线劳动者，坚实的生活积累与独特的生活感悟使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特色，赢得专业作家甚至名家的首肯。茅盾曾撰文评论胡万春的小说《目标》，认为该小说“结构是谨严的，工地的气氛也表现得很生动”，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把深刻的思想性表现在简单的故事中（也是平凡的故事中），从而加深它的思想教育作用”。对于胡万春的另外一篇小说《步高师傅所想到的……》，茅盾的评价是“通篇无瑕可摘”；茅盾还在《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中称，唐克新的小说《第一课》是“抒情诗似的短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有新东西”，肯定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之浓厚和强烈”。

　　工人作家的工人身份以及作品内容上的接地气、艺术表现上的大众化，使工人作家的作品受到工人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作品发表或出版后，报刊上除发表专业人士的评论文章外，还刊发工人读者的短评，表达工人读者对工人作家创作作品的喜爱和欢迎之情。工人作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还体现在作品的“触电”或改编上，上海工人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有不少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有的还被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胡万春的小说《内部问题》被改编成话剧《激流勇进》在全国上演，小说《家庭问题》先后被改编成话剧《一家人》和电影《家庭问题》。费礼文的小说《黄浦江的浪潮》被改编成电影《钢人铁马》，小说《船厂追踪》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工人作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行业的工人形象系列。钢铁工人出身的胡万春作品中的钢铁工人形象系列、唐克新笔下的纺织工人形象系列、王慧芹和肖木笔下的铁路工人形象、陆俊超笔下的海员形象、徐俊杰笔下的造船工人形象，在丰富工人文学人物画廊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王刚、沙桂英等典型形象。

　　当前，文学作品的创作量相当大，可谓浩如烟海，然而，其中反映工人生活、命运的作品则相对较少，知名作家更是寥若晨星。经过几代中国工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工业体系完备，时代呼唤我们要讲好中国工人的故事、讲好中国工业发展的故事，为了实现这一使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作家的创作作为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值得弘扬、继承。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