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三重维度
日期：2024-03-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983年，夏鼐向世界公布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中国文明的起源》。他在书中写道：“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土生土长的”之观点，回应了“中国文明西来说”，确立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夏鼐研究中华文明史萌发于在北平求学时期，而文明史知识体系发展、成熟于考古学研究时期，并在新中国外交活动和学术交流中推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
思想维度：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新文化”缘起
夏鼐出生于浙江温州，在思想深处认同永嘉文化，立志践行永嘉学派的经世思想，希望“轰轰烈烈地替社会干一番事业”。不过，少年时期，夏鼐已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在温州的影响力，养成了阅读新小说的习惯，尤为钦佩鲁迅的人格。因此，大学时期，夏鼐选择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与其所受新文化熏陶以及对永嘉文化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不过，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半个学期后，夏鼐选择了调整专业和重新择校，希望通过研究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燕京大学时期，夏鼐先后选修钱穆、陈垣、张尔田等学人的历史课程，撰写了《秦代官制考》《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之探究》等文章，建构了中国文化更新观。
通过讨论战国时期秦官制改革问题，夏鼐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更新问题的认识。夏鼐归纳秦的官制来源，是“三晋输入”，更为重要的是“秦人所特创，以求适应时代上的新需要和地理上的民族特殊性”，“罕稗贩自异国”。夏鼐自觉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营养，通过阐释秦官制改革实践建构了中国文化更新观。关于文化更新的本位问题，夏鼐主张以民族文化为主又兼具开放性；关于文化更新的动力问题，夏鼐提出文化更新的内驱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更新的关键是要看人类生活“事实上需要不需要”，进而形成“新式工业的逐渐发达，生活状态的逐渐改变”。
中国文化更新观形塑了夏鼐的批判性学术品格。1931年9月，夏鼐转入清华大学并师从蒋廷黻学习中国近代史，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蒋氏的现代化史观。第一，注重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进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对外殖民活动，这才是鸦片战争发生的“最大远因”。第二，重视发掘中国社会的内生动力。在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文中，夏鼐肯定了清政府减赋运动和洋务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在北平求学时期，夏鼐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更新观。在学术规划上，夏鼐自认为学术研究与其文化观相得益彰，实现了职业和思想信仰的统一。因缘际会，由于1934年庚子留学专业不包括中国经济史专业，夏鼐最终走上了考古学研究的道路。
知识维度：建构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知识体系
青年时期，夏鼐希望考进交通类大学成为一名工科生，以开启工程师的理想生活。夏鼐曾计划撰写《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考察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之历程，探究“富国强兵”的历史源头。夏鼐的研究兴趣和取向，为其开拓中国科技史研究埋下了伏笔。
留学英国前后，夏鼐极为推崇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夏鼐的考古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柴尔德“影子”。在撰写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过程中，夏鼐由辨别“工艺的细微差异”对珠子进行年代学研究。因此，《埃及古珠考》奠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史研究进入建制化阶段，建构起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历史文献学路径。这一时期，夏鼐已经注意发掘考古资料中的科技史价值，并开始建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学路径。第一，在考古学视野下，夏鼐明确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核心资料是考古发掘中的实物，而非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献资料。第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学路径不是“考释文字，考证文献”，而是考察“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标本，就它们的质料、结构、功能等方面作研究”。这才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考古学路径的“新创获”。
夏鼐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涉及丝织史、冶金史、天文学史等领域。夏鼐自小受丝线文化影响，对传统织造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纺织史是夏鼐最为看重的科技史领域。夏鼐结合神话传说、传统历史文献尤其是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论证了从殷商到汉唐时期的绮、织锦、刺绣和显花技术的内在演变，建构了中国织造的技术传统即平纹组织和经线起花；中国纺织技术亦汲取了中亚和西亚的织造技术传统，丰富了中华传统纺织技术。以中国文化更新观为思想基础，夏鼐建构起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学路径，呈现了传统中国科技发展以本土性为主兼具开放性的文明图景，奠定了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知识体系。
实践维度：传播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积极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奠基事业。1950—1985年间，夏鼐主持或参与近百个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参与52场国外学者座谈会和24场国外学者报告会，被誉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以人民外交的思路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夏鼐是新中国人民外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多次接待埃及、秘鲁、阿尔巴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家学者。1973年4月，为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夏鼐与王仲殊访问秘鲁和墨西哥，对两国的古代文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夏鼐与王仲殊高度评价了印加文明的创造性，回应了各种美洲文明外来学说。此外，夏鼐先后发表了《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等一系列文章，彰显了第三世界国家古老文明的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外交逐渐活跃，夏鼐的外事活动更为频繁。夏鼐以考古学最新成果，服务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些成果主要包括《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中国文明的起源》等数十篇文章。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夏鼐的文明实践呈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以事实驳斥“中国文明外来说”。夏鼐说：“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争论的交锋点。”在冶金史上，夏鼐向世界公布中国湖北铜绿山古铜矿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状况，驳斥了西方和苏联部分学者提出的殷墟发达的青铜工艺“突然出现”说。另外，夏鼐在钱币史、纺织史、天文史等领域亦批判了“中国文明外来说”，建构起中国文化“土生土长”的文明气质。第二，阐发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自1983年起，夏鼐先后在日本、英国向世界系统讲述“中国文明的起源”议题。后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以中文、日文、英文等语言出版并多次再版。经过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华文明本土性和开放性特征在考古资料面前已成事实，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向中国强行输入西方文明，并大肆传播“中国文明西来说”。于是，批驳“中国文明西来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努力方向。在思想维度上，夏鼐自觉承续永嘉文化，并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说，建构了中国文化更新观，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为其学术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知识维度上，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夏鼐建构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考古学路径，形成了以本土性为主兼具开放性的中国科技史观，推进了中华文明史研究的学理化转向。在实践维度上，夏鼐是中华文明的传播者。新中国成立后，夏鼐自觉在新中国外交和外事活动中传播中国文明观，用史实证明中华文明根本上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又是开放、包容的文明。思想、知识和实践，构成了夏鼐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三重维度，反映了夏鼐学术思想发展的演进路径，树立了中华文明史研究的学术典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学术和思想支撑。
（作者系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