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精彩40年与未来
日期：2023-09-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1983年，对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来说，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第一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学的故乡——甘肃兰州市顺利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推举季羡林先生为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正式成立。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开启了敦煌吐鲁番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学术自觉、文化自觉，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之中，奋勇直追、发愤图强，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面貌，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的局面。敦煌吐鲁番学——这门冷门绝学也得以不断延续壮大，成为实至名归的国际显学。
40年来，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引领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柱标杆。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40年。40年前，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背景是什么？
刘进宝：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状，深深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怀，客观上推动了敦煌学在中国的兴起，促使中国学者奋勇直追，加强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同时，长期以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处于一个无序状态，主观上也需要一个学术团体予以组织和引导。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到莫高窟视察，在听取了当时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段文杰先生关于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同志说：“敦煌是件事, 还是件大事。”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不久，教育部就派人于1981年10月到甘肃调查了解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在随后编制的“六五计划（1981—1985年）”中，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1982年3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会议期间，教育部顾问周林先生就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邀请相关专家座谈，提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和建立学会的设想。筹备成立敦煌学会事宜，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支持，遂委托教育部筹备组织敦煌学会。教育部高教一司于1982年4月15日向教育部党组提交了《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其中第五项提到“建立我国的敦煌学，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应该成立敦煌学会或研究会”。1983年5月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定于八月十五到二十日之间在兰州举行，会期十天”。
1983年8月15—22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甘肃兰州市如期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19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决定聘请27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学会顾问，同时选举了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季羡林先生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先生为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对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40年来，学会取得了哪些成就？
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对敦煌学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结束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无序发展状态，开始谋划制定敦煌吐鲁番学发展规划。在学会的组织引导下，主要推动促进了以下几方面发展：一是加快敦煌资料的刊布。当时敦煌学研究主要借助于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查阅极不方便。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下，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影印并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非佛教部分）》，图版清晰，查看方便。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及学会近几年正在组织出版的高像素全彩版的敦煌文献影印图录。敦煌文献的陆续刊布，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大力开展敦煌文献研究整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策划并组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前后出版十种十二册，这是中国敦煌学界第一次按照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学术丛书。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涉及敦煌文献方方面面，也相继出版了一大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著作。第三，筹备设立了相关敦煌资料研究机构。为了整体推进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学会划拨经费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新疆地区设立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相关资料中心的设立为中国敦煌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四，为敦煌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后继人才。在1983年学会成立大会期间，随会举办了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聘请张广达、周祖谟、傅振伦、王永兴等名家为学员授课；1983年9月至1984年1月，学会通过教育部聘请姜亮夫在杭州大学举办为期半年的敦煌学讲习班，全国各地30余人参加了这次讲习班，很多敦煌学青年学者都是通过这个讲习班培养出来的。之后在学会的支持下，包括兰州大学在内的一批敦煌学硕士、博士授予点陆续建立起来，形成了从硕士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敦煌学培养体系。第五，积极加强与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的联系与交流。1983年之后，每隔两年都要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举办地包括中国、英国、美国、俄国、日本，这些学术会议逐渐由国内学术会议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加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与国外敦煌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在全国敦煌吐鲁番学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敦煌学的整体研究逐渐领先，占据了敦煌学学术研究的制高点，并引领世界敦煌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季羡林任学会首任会长，时长超过20余年，他在学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的进步中作了哪些重要工作？
郑炳林：季羡林先生是中国敦煌学的组织者、引领者和实施者，中国敦煌学能够有今天这样繁荣，得益于季先生的领导和规划。
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他在很多领域研究卓著，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贡献也特别大。从担任首任会长起（1983年到2009年），他担任会长26年，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建过程是艰难的，要把分属于不同系统的学者组织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季羡林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学术联系和组织协调作用，终于促成了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
学会成立后，在季先生的倡议下与多名专家联名向国家申请经费支持，最后国家给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拨付经费100余万，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款项，之后的三个资料中心的建立、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出版以及学术会议的顺利举办都得益于这笔经费。
学会也对全国敦煌学研究和发展制订了计划。第一次全国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之后，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还探讨了敦煌学文献整理研究分工，这种有计划的分工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后期各个研究单位发展的大致方向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指导意见进行。
季羡林先生高度关注敦煌学人才培养。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季羡林先生就提出人才的培养方案和实施办法。除了加强培训、学术交流外，他还倡议全国相关部分高校依靠各自优势，设置敦煌学相关专业，进行相关研究人才培养，此后全国敦煌学人才培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季羡林先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研究的胸怀。为了促进敦煌学的国际交流，防止狭隘的学术观念产生，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的观点，得到了敦煌学界的广泛共鸣和拥护，大大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这实际上就是文化自信在敦煌学领域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敦煌者，中国学术伤心史也”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敦煌学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发展历程？对构建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具有何种意义？
张元林：中国敦煌学从上世纪初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中国的敦煌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初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中国敦煌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是中国敦煌学的蓬勃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受“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刺激，在敦煌文献的整理、在归义军史、西北民族、丝绸之路历史等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全面发力，奋起直追。敦煌石窟的考古与艺术研究也成为这一阶段的一大亮点。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敦煌石窟》大型系列学术图册中。这一阶段，1983年第一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以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性的学术刊物相继创刊面世等，都是标志性的大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回归故里”是这一阶段成果的最集中体现。
第三阶段为本世纪头二十年间，中国敦煌学界呈现出一个更明显的趋势，就是敦煌学继“回归故里”后，又从中国走向世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走出国门，一批八十年代以来留学、访学欧美的中国学者逐渐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二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变得更自信、更主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先后参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组织的“国际敦煌学项目”，由中国学者主导成立了国际敦煌学联络委员会等。三是研究视野进一步国际化，不再局限于“就敦煌说敦煌”，而是把敦煌学研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历史下进行研究。
回顾中国敦煌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说，没有几代敦煌学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就没有敦煌学的“回归故里”，更没有敦煌学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转变。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个“新问题”与“新潮流”正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和新赛道，中国学者必须牢牢抓住这一学术引擎，乘势而上，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深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进一步掌握和巩固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与国际敦煌学相比，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前景怎样？
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经过学术界40年的努力，整体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面貌，从跟跑逐渐变为领跑。敦煌学涉及的研究领域众多，很多领域我们仍然不占优势，有些领域虽然研究成果很多，但也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和期望。比如敦煌学文献缺乏一个总目：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主要包括国家图书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和敦煌遗书散录四部分；1986年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在此前的基础上对英法俄以及散藏目录进行汇总补充。荣新江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S.13624）》和方广錩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S6981-S8400）》是对以往文献收录的目录进行了补充。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能囊括整个七万余件敦煌文献的总目，学术界要了解敦煌文献整体状况仍然很困难。敦煌文献的刊布尽管有了法藏、英藏、俄藏、国家图书馆藏以及北大藏、甘肃省藏等文献的刊布，但是还有很多敦煌文献没有刊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严重影响到敦煌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敦煌文献刊布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特别是高清彩版的刊布，尤是学术界期盼的事情。
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最近40余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敦煌文献的整理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根据编号顺序进行录文，代表是郝春文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经出版19册；第二种为分类校录，涵盖敦煌文献的方方面面，如经部文献、地理文书、经录、占卜、碑铭、类书、童蒙、医药文书等，不仅成果多，而且专题研究深入，是敦煌文献整理水平的最高体现。
从目前看，敦煌学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相应的研究，但专项研究还要加强：一是加强对非汉文文献的研究，敦煌文献中保留很多藏文、粟特文、梵文文献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对这些文献有研究，但是研究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内容和他们对历史研究的价值，还有待揭示。二是加强敦煌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敦煌文献主要集中记载的是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历史，因此其下线与西夏文献记载相接，上限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相接；从地域上看，记载的为两汉敦煌与西域的历史社会，因此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必须对包括敦煌出土的简牍在内的众多文献进行研究，才能对敦煌文献记载内容得到充分的阐释。三是敦煌学研究要“东进西出”，研究敦煌历史文献或者敦煌石窟，必须与其他地区历史文献和石窟相结合，没有石窟内容的比较研究，就不会有大的学术突破。特别是敦煌以外出土的碑铭文献又记载了敦煌地区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对补充敦煌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四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敦煌与西域的关系。敦煌是汉唐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敦煌的历史与西域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唐通过敦煌经营西域、南山羌和蒙古高原的诸民族的关系，不研究这些地方历史以及敦煌与这些地方的关系，敦煌的历史就很难说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报》：敦煌吐鲁番文书文献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典型见证，它对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怎样的启示？
刘进宝：敦煌学的产生，源于1900年敦煌文书的发现。敦煌文书包罗万象、内容广博，除了宗教文献外，还有历史、文学、语言、民族、军事、地理、科技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文书虽然发现于西北边陲，但绝不能将其完全看做是河西或敦煌的地方文献。敦煌文献虽然以汉文为主，但还有多种非汉文文献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其中许多还是“死”文字（即现在已经消失、不再使用的文字）。同时，敦煌文书中还发现了中国以外的材料，如梵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文献。因此，敦煌文书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图书馆和百科全书。
敦煌、吐鲁番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而敦煌吐鲁番文书文献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再次以实物和文字的形式证明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乐于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我们要从古代中外交往史中汲取智慧，深入挖掘敦煌吐鲁番文书文献中民族团结交融、文明互鉴的鲜活实例，不断丰富、繁荣和壮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报》：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展现了古代中国各民族共同休养生息的图景，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元林：自汉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吐鲁番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形成了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融的状况。敦煌石窟中，除汉族人形象以外，还有吐蕃人、西夏人、回鹘人等少数民族形象，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民族的形象，还有大量反映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的汉族及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衣冠服饰等信息的画面。这些丰富的遗存，都真切地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宗教在敦煌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蕴含着中国多民族融合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异族婚姻”也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了解和加强交流，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相互通婚。
敦煌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观察和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历史，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案例，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样板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有何新的计划，如何发挥学会引领作用，助推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取得更大成就？
刘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和敦煌吐鲁番文化遗址传承保护。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2022年7月14日，视察吐鲁番交河故城，包括2023年6月2日主持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建立敦煌学研究高地，加强敦煌文化、吐鲁番遗址保护利用以及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讲话，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将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阶段目标，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助推文化强国建设。学会未来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继续以国际视野，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学术，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逐渐起到引领作用；第二，推动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比翼齐飞，进一步加快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研究高地建设；第三，重视和加强考古学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平衡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考古学与历史、文献、艺术等传统研究领域的学术布局，全面夯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学术根基；第四，加强非汉文文献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弥补学术研究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未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如何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刘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已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对象，不只限于研究敦煌和吐鲁番两地，而应是以这两地为代表的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和中外文明交流与交融所形成的诸多遗址、石窟、文献与文物，它是一门综合性学问。这种“综合性”已大大超出了现有学科分类的范畴，是极具交叉性的学科。目前教育部的学科分类目录中已将“交叉学科”列为一级学科，为敦煌学的发展争取到新的发展空间和增长点。这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正面影响的一个重要范例。
40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化属性，促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国外汉学、藏学、伊朗学、印度学、佛教学等权威专家同场交流切磋，不断提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话语权。同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要树立自己的国际学术品位、视野、意识和规范，这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能够不断产出高质量、高水平学术成果的重要保障。
从学术史上看，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在近40年彻底改观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已遥遥领先，相反，国外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我们要有不满足于现状的学术自觉与自信，继续发挥学术优势，敢于接手那些以往外国学者占优势的研究领域，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成为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学术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