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谈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放权、松绑！
日期：2025-06-25 来源：深视新闻
6月1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意见》将为深圳的改革提供怎样的制度保障？如何破除“块块”改革被“条条”化的痛点？深圳如何将“自上而下”的《意见》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相结合？对此，深视新闻记者唐萍，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意见》是深圳发展的新使命
唐萍：6月1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份《意见》对深圳、对全国的意义？《意见》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郑永年：我个人觉得这份《意见》非常重要，尤其对今天的深圳，现在我们叫“三区”，深圳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三区合一”的深圳，《意见》是一份使命，不仅仅是深圳或者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
我们最近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做了大量调研。对我们国家来说，长三角、珠三角，就是国家经济增长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引擎。所以我看《意见》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障深圳履行“三区”的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意见》主要是分成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第二部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什么；第三部分是如何保障这个《意见》能落实下去。
《意见》有助破除
“块块”改革被“条条”化
唐萍：您认为《意见》给深圳带来怎样的制度保障？
郑永年：《意见》强调国家发改委的统筹作用，这也是我个人更看重的一点。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们认为，深圳在整个国家体系里面表现为“块块”，但是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实际上是受制于很多的“条条”。因为我们国家的“条块体系”，我们“块块”的改革被“条条”化了。像最近的河套、前海，这么小块里面，也是“块块”的改革“条条”化，有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困难，容易呈现碎片化，缺少综合总体性。
这个并不是深圳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还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那么由国家发改委来统筹，就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因为国家发改委在各个部委里面能够起到统筹协调作用。
深圳需要“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合力
唐萍：有了《意见》的制度保障之后，深圳的改革还需要什么？
郑永年：深圳的下一步改革，不仅需要《意见》那样自上而下的动力，也要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有形成有效的改革，所以我对《意见》非常看好。对深圳、对国家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下一步要脚踏实地，把《意见》落实到地面上才行。
唐萍：您说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怎么做？
郑永年：因为就中央来说，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需要梳理一下方方面面的改革，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步了？我们面临的短板是什么？这些短板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需要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然后把短板补上。
比如说科创体系，我们以前提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这些是创新的“三驾马车”。
如果深圳只考虑自己，可能有短板，但如果我们把深圳放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我们什么短板都没有。例如在基础科研方面，我们有新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旁边的香港也有许多好大学。如果大湾区融合，我们的基础科研能力会成几倍的增长。在应用技术转化方面，深圳如果和旁边的东莞、惠州结合起来，我们是世界上应用技术转化能力最强的区域。在金融服务方面，香港是个世界金融中心，如果我们能做到深港融合，就能补齐短板。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就是要强调融合发展。
深圳要破除人才“帽子”化
对人才“抓轻放老” 对企业“抓小放大”
唐萍：《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深圳的发展一直是“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在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对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需要注意什么？
郑永年：深圳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制造业基地，创新是深圳的灵魂，因此《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对深圳非常重要。这也是跟我们这些年讨论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度吻合的。实际上就是在讨论新质生产力从哪里来，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
创新离不开人才。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发展依靠的是人才的汇聚。但是深圳要警惕人才“帽子化”，“帽子”就是某某院士、某某学者之类的头衔，当然不是说这些不是人才，但这样片面地定义人才对一座城市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一旦把更多资源投到“帽子”人才上去，那些没有“帽子”的人才就会缺少资金的支持。
传统人才的定义，很多是写论文的人才。但是深圳实际上的发展主要靠工业人才，如何把这些人才纳入进我们的体系？在解决人才“帽子化”方面，深圳要走在前列。
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还是把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分成两块，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科研人员大量地投入在写论文，我们的考核也是按发表论文来的，而很多论文没有转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论文越写越多，但真正应用技术落地的比较少。
但现在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拿美国来说，以前，美国的基础科研都放在斯坦福大学这样一些大学里面，现在慢慢都转向大的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自己本身在做许多的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这些完全是问题导向的，更有效。
所以我最近提出两个概念：对人才的支持要“抓轻放老”，不是说年纪大的不重要，但要抓住年轻人。要把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到年轻群体。这在北美、欧洲、亚洲，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现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后，人才都呈现年轻化倾向。
对企业扶持要“抓小放大”。各个地方大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占用了太多的资源，而真正需要资金和金融服务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就很难成长起来。我个人觉得，企业已经做大了，你就放给市场。真正有需要的中小型专精特新企业，政府一定要扶持起来。
我们不能被大企业绑架，造成一个“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把支持这些大企业的资源，来帮助专精特新企业，我们可以培养许多未来的大企业。
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梳理的问题，否则发展会后劲不足。
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
加快与香港规则对接
唐萍：您谈到的这些调整，需要我们要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也是对政府部门提出更高的考验。您说对人才“抓轻放老”，对企业“抓小放大”，但是在人才和企业还没做出成绩之前，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有潜力的呢？
郑永年：我们去外地考察，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了解到有的研究院就是5年考核一次，这和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考核两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一年考核两次，基本上我啥事情都做不了，大量的时间都在填表格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简化呢？而且我们有特区立法权，早期特区立法权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去用呢？
我们要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我们有很多条件，好好梳理一下。这次我们一定要利用好《意见》，结合特区立法权，真正地成为“块块”改革。我们现在讨论河套和前海，河套、前海真的不要再各自搞一套，因为功能是差不多的，改革不能搞碎片化。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说，深圳要跟港澳规则对接、机制衔接。如果河套跟前海与香港的规则对接起来，以后以点带面扩大到整个深圳，这就是更有效的改革方式。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解放思想。你看看河套这一块，国家层面已经提出了，我们要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里面有很多条件要符合，我们能不能先把深港两地的数据流通起来。我到外地考察，有一个领导告诉我，他们就用行政的方法，把地方的数据统筹起来。我觉得这个做得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行政阻力是最大的，我们都是数据孤岛，行政的阻力只能用行政的方法来消除。
唐萍：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它与内地之间的数据流通属于跨境流通，这里面的障碍怎么消除？
郑永年：“一国两制”就看你怎么理解。我一直说，邓小平先生设计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可变动的制度安排，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你把“一国两制”看成意识形态，你就动不得了，你把它看成可变的制度安排，那“一国两制”也要与时俱进的。
如果我们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后跟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对接，我们现在不妨先跟香港对接起来，这根本都没有阻力，但是需要协调，现在国家发改委也是承诺，要起到协调作用。
对地方官员适度放权
对企业家适度松绑
唐萍：5年前，深圳综改试点方案发布之后，您当时接受采访时说，综改试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敢于试错”，5年之后，对这份《意见》的发布，您有什么新的看法？
郑永年：对，要试错。我觉得要对地方官员、对企业家适度松绑。如果不松绑，可能坏事做不了，但好事也做不了了。
对企业来说，有时候因为监管过度，一些新质生产力流到国外去了。例如，有很多创新药都是中国企业研制的，但是因为三个原因就落不了地：第一，我们风投做得不够；第二，审批时间太长；第三，新药的药价要与社保体系挂钩，因此价格上不去。这三个原因使得一些新药流失到国外了。
互联网游戏产业也是一样，因为监管过度，一些游戏得不到版号而流失。其实，游戏产生的一些信息非常重要，尤其对人工智能发展。黄仁勋为什么能做那么好的芯片，他以前就是做游戏显卡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提倡，对企业的环保、劳工权益这些监管一定要到位，但是对新技术的落地，要适度去监管，监管过严了可能导致发展不足。
对地方官员还是需要适度松绑，放权一点。我们是人不是神，人肯定要犯错误，现在官员很紧张，没有一个人能保证100%不失败，我们要允许失败。我们要领会吃透中央的精神，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上的层层加码，一定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